时尚守艺人｜古籍修复人徐晓静，有一双“补天之手”

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书店，静静地伫立在北京琉璃厂最显眼的位置。琉璃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它的名字源于明代为宫廷烧造琉璃瓦的官窑。清朝，琉璃厂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购买书籍的市场。历经数百年风雨，代表着中国古籍修缮最高技艺的工匠们在此地卧虎藏龙。徐晓静是中国书店第四代古籍修复传承人，埋首于故纸堆之中，让孤本珍本重现真容，在毫末之间延续它们的生命。其中的苦楚和欢欣，从事古籍修复十八载春秋的徐晓静深有体会。

徐晓静与古籍修复初接触，源于一次误打误撞的“走错门儿”，并非含有任何隐喻的“走错门儿”，而是实打实地意外打开了古籍修复的门扇。

彼时还是200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徐晓静刚刚开始进入中国书店工作，这里既是书店，也收集并修复古旧书刊文献、碑帖拓片。作为刚进书店的职场新手，徐晓静一开始还只是在书店下属各个门店轮值的实习营业员，但在某一次轮值到琉璃厂西街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的过程中，她误打误撞走进了一间古籍修复室。

中国书店在琉璃厂的楼共有三层，一二层都是书店大厅，三层在她一开始的认知里只是杂乱的仓库和储藏间。有一次，她坐电梯不小心按错了楼层，去到了很少踏足的三楼。

那是一条并不宽敞的过道，其他几扇大门都紧闭着，唯独右手边的一扇姜黄色的门微微打开，透出些许亮光。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在一片静默之中，细微的纸页翻动声显得神秘而辽远。

“我当时特别好奇，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看到里面坐着两位师傅，他们正在修复古籍，案子上放着看起来很古旧的书籍和修复工具，一只瓷碗、一个刷子、一只镊子......每一个看起来常见，但组合在一起，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徐晓静站在门边看得疑惑，却也津津有味，坐在那里的师傅看到了她，便叫她进来看，“一看不得了，就上瘾了”，一有空闲，她常往古籍修复室跑，看着师傅们拆书、清洗、装订，不知怎的，她生出一种莫名的眷恋。

实习结束后，领导让每一个实习员工填写自己的意向，徐晓静坚定地选择了“古籍修复”。她是当时所有实习生里唯一提到“古籍修复”的人，她自认为天性喜静，不善言辞，更是从偶然一瞥之间，抓取到真实的古籍修复现场拥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

古籍修复良工需要“补天之手”，隐藏在云端背后的师傅们却亲切悄言。他们修复的不只是残页损章，更像是在修补这本书所属时代吉光片羽的记忆。

在很多人眼里，古籍修复做的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但这项手艺背后所潜藏的，则需要巨大的耐心、高深的技巧和丰富的积累。在徐晓静看来，就是“心要静，手要轻，坐得住”。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的前身是开设于清末民初的“肄雅堂”，距今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技艺传承有序，脉络清晰，传到徐晓静已是第四代。她师从汪学军和刘秋菊，汪学军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秋菊是北京市西城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书店第三代古籍修复师。

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老师那双手，“无论是拿毛笔蘸糨糊，还是翻动书页的时候，她的手都非常非常轻，像羽毛一样，就连讲话也是轻声细语，特别温柔，无论问她什么问题，她总是十分耐心，对我们也总是鼓励。”

从学徒开始做起的她，一开始，只是站在师傅旁边看，看师傅寻找最匹配的纸张，又是怎样从各种材质、颜色、纹路都不同的纸张里寻找甚至制造最适合原本的纸张，慢慢地，她开始帮师傅打下手，备料、打糨糊、晾书页、收书页、扫地、擦桌子......

这种古老而传统的师承方式，仿佛让她回到了旧日时光，如同“扫地僧”般清苦，但也自有乐趣。当徐晓静正式上手尝试古籍修复时，才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技艺如此精确且复杂。

古籍修复包含了“溜、补、衬、镶、托(脱)”几大步骤，但细细数下来，从接手一本古籍开始，无比烦琐和细致的工作便开始了——拆书、分离书页、展平、补破、溜口、喷水、倒页、晾干、顺页、折页、捶平、齐栏、压实、裁剪余纸、下捻、上护页、上皮、订线、贴书签、做函套......

几十道步骤缺一不可，一步也不能做错。在很多时候，“如果有做错的风险，那宁愿停下来不做”——这涉及古籍修复中“最少干预”原则，要“尽量少地在古籍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

“古籍修复是由几十道甚至上百道繁杂的工序组成的，每一道工序又由许许多多小细节组成，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做到恰到好处。如果前一道没做好，后一道肯定做不好；如果前一道做好了，下一道才有可能做好。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

譬如，对于絮化严重的古书，其表面的纸张纤维一根根呈现“漂浮”的状态，只有将那些纤维一根根梳理归拢好，在这过程中，“每一根纤维都不能有弯曲，不能有重叠”，而后才能用毛笔尖轻轻地涂上浓度合适的糨糊，并进行其后的修补与加固。

这桃花源般的所在，便是古籍的世界。徐晓静曾无数次在修补古籍的漫漫时光里，完全进入书中所在的那个绮丽的空间。她记得，有一次在修一本明代古籍的过程中，意外地在书中发现了一只小虫子。这只虫子早已被完全压扁，变成了一个近乎透明的标本，但这只被夹在书页之中的小小蠹鱼，无论是胡须还是毛刺，都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她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虫子从书上拿下，放在了一个小小的透明密封袋里，她将它放在尺子上量了量，9毫米的一只小虫，全须全尾。徐晓静看着看着，不禁有了很多瑰丽的浮想，“我每次总是会想得很浪漫，是不是主人读书时正好在树下，他抬头思考时，书页上慢慢爬上一只小虫，就在他低头的瞬间翻了页，于是就把虫子夹在了里面。”小小的蠹鱼就这样保留在了那里，跨越了漫长的时光，无人在意，只在等着这一刻，与她相遇。

另有一次，她在修补一本家谱，其中一页完全破损了，几乎碎成了渣，但书的主人却很有心，将所有残破成片的书渣都收进了一个小纸袋里。“我记得那次是在一个大家都休息的工作日，工作室里特别安静，我就在一点一点拼来拼去，整整拼了一天，但这一天觉得过得特别快，整个人完全沉浸在里面，就像是身处世外桃源一样，仿佛穿越到了我们的前一辈的前一辈，甚至更早的属于书的那个时代里。”

她在小心地修着补着，留心这边缺了一角，那边撕开了一页，却依然保持着独属于她自己的绚丽想象，“我看到这一页撕裂了，会想是不是(家谱)在写到这一天时，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于是在争吵声里，它被撕开了；看到那里虫蛀了，又会想，是不是这一天又发生了什么......”

这些颇具梦幻的想象，总会发生在一些极为微妙而宁静的时刻。在更多时候，古籍修复讲求的是极度专注与专业。任何需要修复的古籍，早在一开始，就会经历极为严格的修复方案评估，而后的修复环节更是一环接一环，任何步骤都不能出错。

表书册包括了明清时期大量的古籍善本，最早至金代泰和元年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一百十》，除此以外，还包括了明清时期大量的佛经、诗集、画传，譬如明宣德刊本《御制四书大全》、明嘉靖刊本《史记》、明嘉靖刊本《初学记》、明万历刊本《荀子》、明万历朱墨套印本《楚辞集注》、明汲古阁刊本《陆放翁全集》、清乾隆刊本《毛诗注疏》、清乾隆刊本《钦定礼记义疏》、清多色套印刊本《芥子园画传》、清木活字本《乐昌荣溪黄氏族谱》、清刊本《第一才子书》、清刊本《大清一统舆图》、清刊本《居官镜》、清刊本《名医类案》、清刊本《仲景全书》......

除了在古籍修复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修旧如旧”原则，乃至更广泛层面的古物及古建筑修复中，也十分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历史信息”的原则，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表面上看，似乎与“尽可能保持古籍原貌”的“修旧如旧”原则有所违背，但这一点，却异常重要。

这意味着古籍修复中极为朴素，但也颇具可持续性的一点——在修补历史的同时，绝不掩盖历史。

“你在修复完一本书后，还是要能看出这是修复过的；远看的时候，看不出它像是被修补过，但在细看时，能看出来它不仅被修补过，还能看出它是被何种材料、何时修补过，这就是’步步留痕’。后人再看时，就会了解这本古籍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据相关媒体报道，2007年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不足百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全国古籍修复行业从业者也只不过是千人左右的规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国现有各类古籍共5000万册，其中的三分之一都需要修复，而亟待“抢救”的古籍至少有500万册。

徐晓静在其中坚持了十几年的时光，如今在她的带领下，中国书店的古籍修复师们已经如同曾经的她一样，开始敲开古籍修复的大门。这或许就是修书人最美的时光。

某些时候，古籍修复的工作如此繁复却也如此重复，它像是一次漫长的徒步，走在一条荒无人烟的道路上，一路的风景似乎皆已看遍，但在某些时刻，才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桃花源入口，从中得到落英缤纷、豁然开朗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