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的意义,有三种人能找到“答案”

八卦 作者:张德芬空间 2021-08-13 14:14:26


来源 | 全息宇宙
作者:维克多·弗兰克


生命的意义

生命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没有谁能够用概括性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

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

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

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

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
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因此,
负起自己的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存在之本质

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
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意义疗法试图使患者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使他决定自己为什么负责、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意义疗法师在所有心理治疗师当中最不愿意对患者进行价值评判的原因,因为他绝对不允许患者将评判的责任转移给医生。
因此,要让患者自己决定是否应该将生命的任务解释为应该对社会或自己的良心负责。不过,有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赋予他们的任务,也是监工分派给他们的任务。
意义疗法既非说教亦非祈求,既不是道德劝戒也不是逻辑推理。用一种形象的方法来比喻就是,治疗师扮演的角色好比眼科专家而不是画家。
画家试图向我们表达他自己所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眼科医生试图让我们自己去观察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治疗师的作用是拓展患者的视野,使他意识到其生命潜在的所有意义。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将这种构成特点表述为“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
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谓自我实现,绝不是指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人越是追求这个目标,越是容易失去它。换句话说,自我实现可能是自我超越唯一的副产品。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生命的意义总是在变化,但作为意义永远不会消失。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
(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
(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第二种和第三种需要进一步解释。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如真善美——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说去爱某个人。


爱之意义

爱是直达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深爱另一个人时,你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

通过爱,你才能看到所爱的人的本质特性,甚至能够看到他潜在的东西即他应当实现而尚未实现的东西是什么。只有通过爱,才能使你所爱的人实现他的全部潜能。通过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所能和应为,他就会实现自己的潜能。

在意义疗法中,爱不是被解释为仅仅是性欲和本能的副现象。爱与性一样,都是一种主现象。

通常,性是爱的表达方式。只有作为爱之载体的性才是正当的,甚至是神圣的。这样,爱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性的副产物,相反,性是被称作爱的最终合一这种体验的表达方式。


苦难之意义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三种方法就是承受苦难。
我举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

一名年迈的、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全科医生向我咨询,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她在两年前去世,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

我怎么才能帮助他呢?

我该告诉他些什么?

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说别的,

而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医生,如果你先她而去,而你太太在你死后还活着,那会怎么样?” 

“啊,”他说,“那她可就受苦了,她怎么受得了啊!”

我马上回答:“你看医生,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你替代了她的痛苦——当然,代价是你现在还活着,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他没再说话,摇了摇头,悄然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当然,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治疗,因为,首先,他的抑郁还不能称为病症;其次,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让他的妻子复活。但在那一刻,我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他对待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从此以后,他至少看到了自己痛苦的意义——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义。

让我回忆一段可能是我在集中营里最深切的体验。

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概率不超过二十八分之一,这可以通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得到证明。我第一本书的手稿(我在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就把它藏在大衣里)能够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因此,我不得不努力地减轻失去自己智力成果的痛苦。而现在看来,集中营的幸存者中似乎没有谁比我活得更长,也没有人的智力成果能够超越我。因此我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在那种境遇中的生命是否完全没有意义?
当时我上缴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被送往毒气室的囚犯们留下的破烂衣衫。在那衣衫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页从希伯来祈祷书中撕下来的经文,里面包括犹太经文中最重要的 《施玛篇》。除了按照经文的指示行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巧合。
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担忧与绝大多数狱友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能从集中营活着回家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些苦难就都没有意义。”
而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儿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儿就不值得活下去。”

本文来源:全息宇宙(ID:ONE191413),全息宇宙观:为生命服务。

作者:维克多·弗兰克曾被关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兄长、朋友、同学都死在这里。品尝过痛苦和失去,从死亡的边缘逃脱以后,他将人生当成实验场,不断验证他的思考。并创建了意义治疗和存在主义分析学派,亲身示范了什么才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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