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严格立法，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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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我国的城市中，如果直接用眼睛看，基本上很难寻找到历史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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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开发商的力量。我这时候是要给开发商套上“笼头”，套上历史文化保护的“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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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的时候了。
南北横穿杭州城的中山路，曾经是南宋都城临安皇宫外的大道，百年前还是杭州最繁荣的商业街。
但在面对“中山路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工程”这个课题时，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看到的，是“中山路之所以衰败，除了商业中心的偏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家认为这些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早晚要被放弃，所以不再维护，所以它的情况就更加恶劣”。
即便如此，中山路依旧和王澍喜欢的中国城市街道一样，新旧混杂，逸趣横生，人们在门前、窗下、街角、街边，随时发明着各种建筑的用法。
“它的状态更像是自发的零碎改建与修补的积累，但它绝不是一堆历史的破烂”，因此在做中山路改造方案时，王澍提出，“用保持多时期差异性的方法去做，强调真实性的原则”“将生活方式的保持看做与建筑保护同等重要，不搞强制拆迁也可以做”。
王澍这一观念是一以贯之的。在成为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时，“中国建筑的未来没有抛弃它的过去”是外媒对王澍最认可的理由。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如今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发展中，但同时必须要强调的是文化保护，我提出叫‘实体文化记忆’。”3月3日，作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王澍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
“如果直接用眼睛看，基本上很难寻找到历史文化遗存”
“我今年的提案主要包含中国城乡实体文化记忆的保护问题。”
王澍为公众所熟知，不仅仅是因为他2012年获得了国际建筑界最具学术地位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也因为他屡屡提倡对我国城市和乡村文化进行充分保护。
王澍在他的书中说：“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
“我们的城市近年来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同时通过乡村振兴，对于乡村的历史文化保护也越来越重视了。”
不过王澍认为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必须要承认一点，如今在我国的城市中，如果直接用眼睛看，基本上很难寻找到历史文化遗存。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记忆，包括可能是你原来生活过的某一条街道、某一条小巷，甚至某一个街角。不是说城市里面有几处文物古迹保护做到了，城市就有历史文化了。”
“我认为，实体文化记忆的传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连续性。毋庸讳言，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连续性一部分处在中断状态中，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应该包含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的内涵，而不是使得中国文化看不见了，整个实体文化记忆都消失了。”
他表示：“在城市的不断发展中，已经有大量文化记忆遭到了破坏，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其中是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的。一些城市仍旧在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和开发，包括很多房地产的开发，开发规模很大，经常是大片大片城市文化记忆被抹除，能看到一栋建筑就占据了原来的几条街，这种方式是有严重问题的。”
王澍认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乡村：“乡村也是一样。虽然现在对有些乡村的历史街区有所保护，但很多时候保护乡村的做法几乎和破坏是一样的。之前我去调研，有些地方刚刚完成了历史街区的保护，当地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把旧砖切成了两公分厚的片，乡村把所有房子全贴了一遍，这简直是在毁坏。”
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严格立法来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的时候了。”王澍说。
“例如，城市的街道结构肌理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应该让其很好地传承下去，哪怕需要在这里修一栋大楼，也需要将大楼切成几块和原来的街道结构去匹配，不能因为一座大楼把几条街摧毁了。”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王澍认为是时候谈谈文化问题了：“我们对文化的认知到了一定程度，包括对城市、建筑文化的认识到了一定高度。我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足够高度，是时候可以讨论稍微严肃一点的文化话题了。”
“我觉得这方面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王澍认为，城市和乡村很重要的不光是历史文化抽象的风格问题或者风貌问题，更重要的是很长时间的积累，这包含了多样性。文化的实质是非常多样性的，而且是有时间感的，很多生活痕迹也都要保护。
王澍在他的建筑中融入了对生活的热爱。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项目是他较为知名的项目，他说：“（象山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来源：王澍《造房子》
王澍说：“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
“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大量地方用这种破坏性的保护在做所谓的保护。我们所有的自主创新其实都应该是以我们的文化保护作为前提，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保护不好，所谓创新除了抄袭国际的流行之外，我不知道它的创新源泉在哪里。”
说到此处，王澍的语调有些不一样。
“当然现在大拆大建基本上过去了，住建部还专门发布了通知，防止城市更新行动中大拆大建，全国已经转到了建成区的再改造、再开发，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但是建成区的再改造、再开发，就很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的破坏，剩下的一些城市肌理可能都会被破坏掉，千万不要小看开发商的力量，所以我这时候是要给开发商套上‘笼头’，套上历史文化保护的‘笼头’。”
宁波美术馆 来源：王澍《造房子》
王澍在他的书里讲过一次经历：
那一天，在去宁波的火车上，或者，是从宁波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我看见一座旧时民宅，单层，青瓦白墙，从檐廊看是一开间。
我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尺度如此之小。火车的高度提供了一个比平视略高的俯瞰视角，就显得它的瓦作曲面屋顶很大，但檐口的高度估摸只有两米略多。
不远处是座小山，高度只在二三十米。我意识到是山决定了那座房子的尺度。那座房子就像一棵树种在山边。
过去画的山水里，看似随便的房屋与塔，尺度当是真实的。那房子独处在稻田中，让人觉得孤独，远处几座新民居还算朴素，但尺度感大得多。
决定尺度的已不是那山，而是远方城市中的建筑。又一次，我同时看到两个并存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这幅画面，应当承载了他所说的“城乡实体文化记忆”。
王澍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提案，讨论中国城乡的文化保护问题，而记忆保护应当只是一个底线。”
排版|陈梦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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