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事迹”改编影视作品观察：“闭门造车”风险大，谨慎选材免“踩雷”
时至年末，回顾2023年的影视内容，有一个词很难回避，那就是“真人事迹改编”，从暑期档的《八角笼中》成为了王宝强的口碑翻身之作，到诺兰的《奥本海默》拿下了豆瓣8.8的高评分，在今年上映的电影中名列前茅，再到最近的《我本是高山》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可以说一直处在一个“流量”拉满的状态。“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没人能否认，以真人事迹为蓝本的作品能够带给观众虚构IP所达不到的深刻共情，多年来备受业内的看好和创作者们的推崇，但这把“双刃剑”要如何用才能让观众们心服口服、鼓掌叫好，其中的“门道”并不简单。
“真人事迹”自带戏剧张力，是影视创作的“源头活水”
既然近年来由“真人事迹”改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讨论度极高的“爆款”，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被轻易忽视的现象，那么，我们就站在市场和观众两个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真人原型改编”都有哪些优势和魅力。
第一，三年疫情的冲击，让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放缓，大家逐渐认识到了“脱虚向实”的重要性，也开始更加关注与真实生活关联密切，甚至能对自身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容。再加上用户的审美水平日渐提高，导致虽然虚构类网文IP改编剧依然是行业不可或缺的主流内容，但收视率与口碑双双失灵的可能性却不可避免的越来越高，反而近年来，一部又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叫好又叫座”，迎来了口碑与流量的“双丰收”。“现实主义”既然已经是行业内人人都在探讨的“风口题材”，“真人事迹改编”自然也会借“东风”而上，迎来爆发期。
第二，要说内娱影视行业的“顽疾”，过度依赖IP、编剧创意枯竭一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好演员易得而好剧本难求”的市场生态从来未曾改变，如果值得影视化的真人事迹能大量被挖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编剧灵感源头的问题。并且，哪怕是头部网文IP，它的影响力与穿透力也很难突破圈层，无法与无私奉献的时代英模和参与了破圈社会事件的当事人相提并论，再加上平台和制作公司要想拿下头部网文IP，没有上百万的版权费是不可能的，而对于“真人真事”来说，往往只需要付给当事人十分低廉的经济补偿，就能顺利获得拍摄授权，无疑是一个有原型背书、有流量基础，又物美价廉的选择。
第三，纵观近年来的由真人事迹改编的影视作品，会发现它们的原型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1、大众熟知的历史人物、革命先烈。2、无私奋斗，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时代英模。3、平凡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以真实人性光辉打动了大众的“小人物”，4、震惊世人的“大案特案”中的行凶者和受害者。
不论是这四种原型中的哪一种，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拥有极强的戏剧张力，或情节曲折具备跌宕起伏的悬念，或感人肺腑轻易击溃网友的泪腺，以这样的故事为蓝本，既等于给艺术创作找到了扎实、稳定的根基，也能令观众更容易相信剧情的设定，把自己完全代入其中，让影视作品赢在了起跑线上。以王宝强执导的《八角笼中》为例，他所饰演的“向腾辉”，原型是“凉山格斗孤儿事件”中的成都恩波格斗俱乐部创始人恩波，恩波和这些底层少年的故事充满着吸引人眼球的反转，和小人物面对坎坷生活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影视改编素材，用内容的沉重把观众带入了更深的思考层面，上映之后也不出所料的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第四，很多由真人事迹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会带有一定的“针砭时弊”的作用，又因为点燃了观众情绪的主角能够在现实当中找到原型，所以势必会在社交平台上产生激烈的话题讨论。这种探讨会让作品进一步升温，辐射到更广的社会环境中去，有时候甚至会超越艺术的范畴，直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进步。电影《素媛》就曾经推动了韩国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立法，2018年《我不是药神》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药品管理法》的修订，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照假药论处。
第五，从上文中总结的四大类“原型”来看，目前内娱由真人事迹改编的影视作品，大概有一半都和“主旋律”脱不开关系。例如，电影《中国医生》就是依据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症”，却仍然奋斗在抗疫第一线的事迹改编，电视剧《功勋》则为观众真实还原了第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功勋”们的感人事迹。在主旋律作品一直被国家大力扶持，容易集结到业内最优秀的头部班底的大环境下，政策红利也是真人事迹改编影视内容的一个关键性优势。
提前授权免除法律纠纷，“外部视角”防止审美错位
在多方面有利条件的共同作用之下，市场对“真人事迹改编”的青睐可以说是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该类型蕴涵的不少问题也在近期集中爆发，给创作者们敲响了“警钟”。
虽然“真人事迹”改编作品脱胎于发生在原型人物身上的真实故事，但影视剧毕竟不是纪录片，如果只是平铺直叙，一比一照搬人物经历，必然不符合戏剧的创作规律，并不能构成一个拥有起承转合的成熟剧本。所以，创作者在创作该类题材时，往往会进行带有主观倾向的艺术化加工，替换掉细节，甚至增加一些原型故事里根本不存在的元素，众多的争议也是由此而来。
首先，原型可能会对改编过的作品感到不满，因为电影或电视剧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筛选、取舍、加工人物经历中的敏感信息这个过程，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声誉，《我不是药神》为了增强角色的戏剧性和丰满度，加入了他从为利到为义的心路转变历程，这样一来，故事的整体可看性确实更高了，却让原型陆勇向发行方发出了律师函以维护个人形象。《亲爱的》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电影中虚构的向记者下跪以及陪睡的情节引发了原型人物高永侠的不满，最终只能以导演陈可辛公开致歉了事。
还有一些以全国通报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为原型的影视作品，片方也容易与其亲属产生纠纷，一旦处理不当闹大，难免会惹上“吃人血馒头”的控诉。
其次，“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哪怕是同一个原型，创作者和观众们也会各有各的主观视角，两者之间偏差值较小还好说，一旦出现巨大的审美错位，必将引起网友们的诟病与抵制，从而影响内容的口碑发酵。
而想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有一些创作上的方法论在当前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积极沟通解决原型授权的法律问题，通过事前补偿的方式杜绝片子上映后的的纠纷。在今年暑期档狂揽35亿票房的《消失的他》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该电影上映后，片中李木子一角的原型，“孕妇泰国坠崖案”的当事人王暖暖声称，片方三年前就曾找到她获得了授权，这一举动既确认了当事人的接受度，避免了对她造成“二次伤害”，也得到了网友对这种“人文关怀”的认可。
第二，谨慎选材。《我本是高山》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之大的舆论争议，与其说导演和编剧操作不当，不如说拍张佳梅，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满级的选择。她既是网络时代大众非常熟知的模范人物，有大量图文影像资料可以考究，又是当下女性意识逐步苏醒崛起后，被网友公认的“女权icon”，同时，这也是她的事迹第一次被搬上荧幕，不像一些历史人物，已经无数作品为其定性定调，怎么拍都有参考，不会太“跑偏”。所以说，这个题材集合了先入为主、话题敏感、“摸着石头过河”等多重关卡，最终片方没有闯关“成功”，其实属于正常现象，而对于其他创作者来说，这种容易“踩雷”的选题，最好也是能避则避。
第三，“闭门造车”风险大，多增加“外部视角”。不管是什么题材的影视作品，它们的本质都是“商品”，想要成为一个好的成功的商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满足观众的需求，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当然。在拍摄这类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电影、电视剧之前，创作者必须要先想好项目的受众都有可能是哪些群体，然后尽可能的去搜集这些群体对原型人物的理解和解读，以此为根据来策划、调整剧本，这样一来最终拍出来的作品就不会与观众们的预期误差太大。另外，对原型最了解的一定是它身边的人，所以片方也可以邀请其亲属作为顾问参与到创作中来，有利于提升角色的丰满度和精准度。
第四，用原名不如“真人融梗”风险小。只要作品打着原型的“旗号”上线，观众们自然就会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它的还原度，片方可以选择采用化名降低角色和原型之间的关联度，也可以选择把多个原型打散再重组，以“真人融梗”的方式塑造新人物，即使对作品来说，可能会缺少了一些原型背书的影响力，仍旧不失为是规避创作风险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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