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医师，西医的门槛该不该降？

所谓中医师门槛该不该降，其实是个错误提法。现在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中医的门槛降不降，而是对于中医师，西医门槛该不该降。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中医师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应该具备怎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中医师应该学习什么、应该考核什么的问题。

一、目前中医教育的弊端

我觉得，中医发展到现在，虽然中医药高等教育日益兴盛，中医药科研遍地开花，但是，经过了大学4-5年学习、临床实践后毕业的学生大多不会应用中医方法诊治普通疾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从古自今，一般跟师3年左右的中医学徒，只有在经过老师的评估，认为可以独立有效诊治临床常见疾病，才能够获取出师执业，一般老师也将为之制备行医需要的用具器材，通告亲朋该徒弟准予出师执业。

由于中医教育以中医院校的正规教育为主，中医教育产业化，现代师承方式传承教育衰落，结果反而是导致了近几十年中医临床能力普遍降低，中医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和创建，成为现代中医最大的危机。

原因其实很清楚：就是中医经典理论的继承与中医临床的传承严重不足。明确地说，就是：

1.中医经典的传承学习严重不足，中医临床、教育、科研工作者很多不能够真正懂得中医理论，不是用中医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应用于指导临床实践、科研和教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其临床实践不能代表中医水平、临床疗效降低；中医科研对中医临床缺乏实践指导意义；从而几乎大半个中医界没有理论自信和临床自信，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对中医的信心；

2.中医临床实践的传承严重不足。现在大量的所谓高等正规中医药教育（不可否认是西医课程+中医课程+英语等课程，中医课程大概40%，最多50%）中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实际上以西医为主的临床实践或者现在所谓的“规培”获得了“中医师”的铁的资格证，然而，由于这种正规教育中中医教育先天不足，毕业学生一般会西医临床诊断，大部分不会中医方法诊断治疗临床疾病是公认的普遍现象。

中医临床的望色、舌诊、切脉等独特诊断方法的临床应用，在辨病前提下的复杂证候辨识，临床有效方药的合理应用，一些疾病临床独特有效中医药、针灸、骨伤科手法的治疗等诊疗技能，不经过长时间的临床跟师学习，是难以学会在临床中的灵活、安全、有效应用的。近百十年来，中医和很多传统学科一样，在现代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下，难以避免受到很多不利于其传承和发展的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医学始终有一些误解，认为医学即科学。实际上，在西方科学技术史界，科学、技术和医学，在概念范畴上是互不归属的并列的学科，医学本身是临床实践的学科，不仅需要用到科学知识，技术和医师个人或者前代与同道的有效实践经验，在医学临床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医学，离不开临床经验的传承，中医学尤其如此。中医高等教育是中医普及教育的现代途径，但是中医师承教育，则是保证中医药学术与临床经验的传承的最重要途径，决不可停、废。

50年代、80年代，国家筹办中医药大学的主要师资力量，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中医老中医专家。这些名医，不能说囊括了全中国的名中医实际上只不过是中国各地名老中医的沧海之一黍，但是几乎无有例外，他们几乎都是经前代中医师承授受，在继承的基础上而有所发扬贡献的专家。

现在随着老中医专家年龄的增大，很多老中医日渐衰老凋零。即使20年前国家第一批继承名医经验导师们的弟子，现今也多在60-70岁左右，振兴中医，应该在立法中给中医师承一席地位。中医学术，自古通过临床方式传承，每一位有传承的明医，实际上都是远绍扁鹊仲景，学宗岐黄神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中医的代代相传，实际上我们都是神农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人的传人，中医临床的经验心法，通过师承的方法，薪火相传，代有发明，才有今天走向世界，发挥神奇疗效作用的中医，我们应该通过中医立法，真正地确立中医师承教育的地位，以补充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不足。

二、如何设定合理的中医人才选拔制度

然而优秀中医师资严格要求下临床带教三年以上结业的学生，则因为在临床学习中能够观摩诊疗实践中临床常见疾病的中医四诊辨病辨证诊断方法、临床选方用药过程以及真实的疗效反馈，能够培养真正的中医临床医师；如果对于这种中医师承教育，制定专门、合符中医规律管理和考核制度，比如要求一定文化素养的要求，比如：

a.对具有某种极为杰出条件者（比如文科极优),可适当降低其他条件而综合考虑；或者文理科总分达到某种水平（比如某层次的高校录取成绩）者，可以作为县市或省级中医名家学术继承人；

b.参加符合中医人才培养优势条件规律的（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考试；

c.对中医师承制的师资要求：比如必须具有某方面特长的或者副主任中医师以上，或者是地方县级或以上的（传统中医领域）名医等等；

d. 学习结束后进行临床辨病辨证病机分析及治法治则治疗方药法的书面考核，对书面考核合格者进行至少3天的规定科目的临床实践和疗效考核，合格者酌情授予传统中医师或助理传统中医师资质；取得此资质者可于2-3年后参加中医经典理论考试，对于合格者可授予传统中医师资质，完全可以保证其中医临床学习的目的、意义和水平。

三、如何规范管理院校教育体制外的传统中医临床传承教育

所以，不应该是要不要中医临床师承制教育的问题。关键是怎么来规范管理中医药大学教育体制以外的传统中医临床传承教育的问题。中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行业，通过师承教育，中医4000余年前的古代，在临床中不断发展进步，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和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重要。

黄帝问道于岐伯、伯高、少师、俞跗等人，而传《黄帝内经》（虽为今世学者所疑为托名，但古来中医师徒授受则无疑义）；扁鹊师承长桑君，而传子阳、子豹等；华佗传弟子吴普等人；张仲景师承同郡张伯祖，李东垣师承张元素，传弟子罗天益等；近现代中医大师，国医大师们，也绝大部分是师承教育的受益者；国家近20余年来实施的继承名医经验导师制，非常及时和成功地挽救了一批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起到了传承薪火，继前贤绝学的重要作用，成效卓著，影响深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中医的代代相传，实际上我们都是神农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人的传人，中医临床的经验心法，通过师承的方法，薪火相传，代有发明，才有今天走向世界，发挥神奇疗效作用的中医，我们应该通过中医立法，真正地确立中医师承教育的地位，以补充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不足。

古今中医大家，有多少不是传统师承教育出来的？只不过如果立法承认这一途径、有人考虑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医药大学和教育事业的稳定和权威性，其实是对利益的考虑。

相信绝大部分有条件的青年学子还是会通过大学去学习的，因为中医师承能够带教的学生人数毕竟十分有限，每轮3-5年一般就2-3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大学的招生和利益。

而对于中医师的门槛问题，则更是多余。其实正是现代的中医药教育，降低了中医师的中医水平的门槛。在以前的传统中医师承教育，是必须要学生学会了临床四诊辨病辨证，病机病因识别，治法治则、处方施治，并且能够达到一定的临床疗效，才可以出师的。而我们现在的中医规范化教育、高等教育，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海外的中医师，从来主张中医的水平和资质，应该首先是要保证中医专业水平的标准和要求，在中国更应该是如此。

当然，对这样的师承学习的旧式传统中医，在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技能的考核方面，可以极尽专业而严苛之能事，以保证考核验证该中医师真正的水平，使传统中医师能够真正代表中医临床的水平。

当然，在此基础上可以鼓励达到一定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的传统中医师学习和借鉴西医的知识；临床西医知识和中医知识的水平和比例，也可以作为执业证照范围的参考。

近几十年来，在现代中医临床教育的明显不足的时候，前辈中医临床大家相继辞世（2015年离世的国医大师尤多，而地方名医凋零更甚），我们不仅不应该废除传统的传承教育方式，而且应该大力扶持和鼓励各省市地方名中医传承带徒，鼓励优秀青年跟师学习中医。

在青少年国民基础教育中增加中医文史基础知识及中医基础常识的科普教育，中国中医中药，是我国独特和重要的战略资源，保护中医、振兴中医，应该成为我们的国策。

自20余年前实施名医经验师承教育以来，第一二批名中医的学术传人很多人也已经60-70余岁，如果不能够即时通过中医立法确认中医传承教育的合法性，则这些成果迟早将会得而复失。

我们应该吸取中医师承教育成功经验，不断完善，加以完善和规范化，培育出一大批中医基础扎实，临床技术水平过硬、经验丰富的铁杆中医（其优秀者，也可以借鉴5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将中医临床家补充到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去），振兴中医的临床。

我们知道，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建立各省中医药院校的主要师资，不也大都是各地地方名医吗？也就是这批人进入中医院校教出了一代比较合格的学生。

不过这种学校中医教育的问题，50年代就已经被当时一批真正关注中医前途的老中医看到了并且予以呼吁，但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改善。

综上所述，对传统中医师承教育和资质认定，不应该取消，只是应该设置严格的符合中医学科规律的门槛、加强考核。在确立这些政策的，我们应该明白，中医是传统行业，在现代社会，之所以立法，就是为了保护其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有意无意影响其传承和发展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