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鹤，药香萦绕的千年古镇

说起国医、国药，人们脑海里就会跳出一个“老中医”的形象和许多名字稀奇古怪的中药材。但在西药传入以前，中药是当之无愧的国药。在提倡全民养生的当下，国药更是作为养生秘方，走入了寻常百姓身边，一些老字号生产的膏方丸药，更是时下深受追捧的“抢手货”。

说起国药老字号，很多人都知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同仁堂的创始人是浙江宁波慈溪鸣鹤人。而在胡庆余堂之前，与同仁堂齐名的种德堂也是鸣鹤人开办的。

鸣鹤，是偏居慈溪市观海卫镇南部的古镇，地方很小，但数百年来国药经营人才济济，业界有“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有慈溪，慈溪首推鸣鹤乡”一说。即便当下，依然国医馆、药材馆林立。

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何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国药人才和馆店呢？这或许要从它的源头说起。

很早以前，慈溪药商就与金华兰溪、徽州绩溪药商并称“三溪药帮”，称雄江南药材市场数百年之久。民谚有云：“徽州人识宝，兰溪人识草，慈溪人识宝又识草。”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慈溪人经营中医药材和药铺的事迹闻名当世，这些人中尤以鸣鹤人为最。

鸣鹤，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旧称“鸣鹤乡”，1950年改制为“鸣鹤镇”，2001年起成为观海卫镇的一部分。鸣鹤的药乡、药镇之名始于何时，现已不可考。只知道此间采集、种植、经营国药的传统古已有之，是如今众多百年国药老字号的发源地。

鸣鹤的存在跟少林寺有点相像，“天下武功出少林”，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少林寺，而是那些在外开宗立派的人大多与少林寺脱不开关系。鸣鹤之于国药业便是如此。

那么，鸣鹤何以有此地位呢？

从明朝开始，慈溪已然成为国内品质最佳、面积最大的麦冬种植基地。此间所种的麦冬是全国公认的“道地药材”，药农从栽下种子到收获需要耗费3至4年时间，加工则需经过“三晒三闷”。

药材佳，做工细，使得每年麦冬丰收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早早地在渡口排成了长龙，一个个蹙着眉头，生怕抢不到现货。

麦冬等中药材的大面积种植，为鸣鹤药业的繁荣提供了支撑，吃苦耐劳、善于经营的“药商”自然不可能错过这阵“东风”。

早在唐宋时期，鸣鹤及周边乡镇贩药之风盛行，《慈溪县志》里曾有记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无不至。”这期间，很多人都靠着中药材贸易发了家，连北宋龙图阁学士舒亶也不禁发出了“药肆万金饶”的惊叹。

明朝初年，“算术导引方药之说，靡不旁习”的丁鹤年与“天文地理医卜佛老之书，靡不精究”的戴良偶然在鸣鹤相遇，聊到国医、养生的话题，两个人相见恨晚，引为知己，通宵对谈而不知倦。除了在鸣鹤等地传扬医道，推许医家仁心，后来丁鹤年北上进京时，将当地的赤脚医生乐良才也带了去，乐氏的发迹之路由此而始。

从明朝中叶到民国初期，鸣鹤涌现了大量的国药业巨擘和人才。且不说杭州六大国药铺的经理都是鸣鹤人，就连北、上、广许多大药店的柜台前也弥漫着鸣鹤的乡音。到清末民初，鸣鹤已执中国药业之牛耳。

岁月遥隔，要问第一个做中药生意的鸣鹤人是谁，谁也答不上来，但是说到鸣鹤国药业的“北进”，乐良才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明朝嘉靖年间（一说永乐年间），乐良才带着一个串铃、一个药箱从扬州取道京杭运河，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当时，乐良才的身份是一名铃医。铃医没有固定的治病之所，也叫“游方郎中”或“游医”，他们行医之时，身负药箱、手摇串铃，在街巷里穿行，为人巡诊问药、除灾治病。

有道是：“一招鲜，吃遍天。”彼时的乐良才，凭借着一纸祖传秘方和自己的吃苦精神，已经在宁波、扬州等地闯出了不小的名堂。但他并未知足，还想去大城市里闯一闯。结果这一闯，拉开了慈溪国药业向外发展的序幕。

到了京城之后，乐良才施展“望闻问切”的本事和手中的独家秘技，在“居大不易”的帝都没有饿着也没有冻着，慢慢地扎下根来。明朝中叶，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人们的衣食住行大幅改善，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体的官药局体制已跟不上京城百姓的消费需求，逐渐瓦解，民营药业得到发展并不断壮大。嗅觉敏锐的乐良才觉得这是自己的机会，暗暗谋划起了将来。经过乐家几代人的努力，终得改变门庭，摆脱了游方铃医的身份。

有了乐氏一族的成功示范，明清两代，鸣鹤有许多走方郎中和药材商人到京城发展国药业，很快又由京城席卷至全国。

康熙九年（1670年），鸣鹤人叶心培在温州开设叶同仁堂，经营中药配方，制售丸散膏丹，一跃成为浙南地区第一药铺；光绪四年（1878年），鸣鹤人韩梅轩因敬慕汉代韩康卖药“讲究质量、口不二价”，在湖州创设慕韩斋，以特制的饮片和丸散闻名业界，年营业额为同行之首……这些药铺和事件无不烙刻着鸣鹤人的印记。

20世纪30年代，鸣鹤拢共千余户居民，从事国药营生的竟达八成以上，占比之重，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无怪乎时人会说“凡有药铺处，皆有鸣鹤人”。

相信每一个看过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的人，对“南慕容，北乔峰”的称呼必不陌生。慕容，为燕国王室后裔，世居江南姑苏，有家传绝学斗转星移，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乔峰，为北方丐帮之主，降龙十八掌、打狗棍法天下无敌。“中原英杰，首推此二人。”因二人名气和武功相当，是以并称。

而在国药行业里，亦曾出现过公认的两大传奇———北京同仁堂与杭州叶种德堂，它们就是清代国药业的“北乔峰”与“南慕容”。北京同仁堂有“天下第一药铺”之 称，它的创始人是乐良才的重孙乐显扬。

乐显扬年少时曾经跟随当铃医的祖父和父亲一起，采药、买药、研制膏方，积累了不少的实践经验。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并不满足于做一名游医。就像拿破仑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乐显扬心里，不想坐堂问诊的郎中也不是好郎中。

由于医术精、用药灵，乐显扬年纪轻轻，便已名声在外。后经人举荐，到太医院担任执掌出纳文书的吏目，吃起了“皇粮”。事实上，所谓的太医院吏目，不过是一个从九品的芝麻小官，根本没什么实权，唯一的好处就是有机会博览皇家收集的大量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祖传秘方，这在别处是很难获得的。所以，乐显扬很知足。如果不是后面发生了一件令其深感愤慨的事情，也许他会老死在太医院。

那一年，北京城郊发生水患，朝廷拨发的赈灾款经过大小官吏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上时已经十不存一，老百姓啼饥号寒，饿殍遍野。皇帝听说后，龙颜大怒，要求彻查贪腐。乐显扬从同僚口中听到此事，结合往日所见的种种，深知克扣盘剥现象并非个例，想着想着，不由得悲从中来。寻思良久，他决意辞官做良医，悬壶济世，以助时人。

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集官家典籍和家学渊源，于西打磨厂创立药室，室名“同仁”，概取“同行仁义”之意。除了坐堂问诊，他还发挥所长，制作了大量的丸、散、膏、丹。乐显扬经营药室有一原则：“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由于经营诚信，童叟无欺，加上所制之药工艺精湛、疗效显著，雍正元年（1723年），同仁堂获得了向清宫御药房供药特权。

此后，同仁堂被钦定为“御药供奉”的时间长达188年，每年可以预领官银交办官用药材不说，其品牌还得到官方保护，羡煞业界同仁。

后来，同仁堂虽曾经历兴废，但始终未摒弃“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使同仁堂金字招牌得以保全。电视剧《大清药王》讲述的就是乐家后人振兴家业的故事。叶种德堂的成立要晚于同仁堂，其创始人叶谱山算是乐显扬的同乡，创设药堂的轨迹也与之相似。

嘉庆十三年（1808年），叶谱山自刑部离职以后，来到山水秀丽的杭州，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看到左邻右舍磕了碰了身体不舒服了又舍不得花钱找医生看病，精通医理的他悬牌行医，自己选料配药，为大家排忧解难。

显然，叶谱山看病，不只为挣钱，否则他也不会隔三岔五地为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平民进行义诊，还给他们免费赠药了。叶谱山也由此得了个“叶善人”的绰号。

放眼当时的杭州城，找不到一家规模较大、设备完全的国药号，叶谱山觑准时机，在望仙桥购地建屋，造起了叶种德堂国药号，堂名取自苏轼《种德亭》诗，意在宣扬善行善念。

种德堂创造性地采用了前店后场的布局，将售药与制药集于一处，并聘请经验丰富、熟悉货源又能辨识药材的经理于每年冬春两季前往上海、宁波等地采购药材。由于药效显著，声誉远达浙、赣、皖、 闽、粤诸省，来访者络绎不绝，各种秘制药酒更是卖到脱销。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无数的鸣鹤乡民走南闯北从事国药贸易，创办著名老字号药店超过150家，从而为鸣鹤赢得了“国药首镇”的美誉。

鸣鹤不断向外输送国药人才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些在外经营国药发家的鸣鹤人纷纷在故乡造楼造屋造学校，一方面是为了荣耀乡里，另一方面也有乌鸦反哺之意。现今遗存的小五房、药材馆、国医馆等国药业古建筑群，便是这一类的遗迹。

而今，当人们走进鸣鹤，从国医馆路过时，犹能闻到浓浓药香，这给人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仿佛数百年的古镇依然续写着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