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播电台到一对一访谈，从家长里短到新闻八卦，在将近40年的中国谈话类节目媒体史中，对话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又是如何承载我们在电台与电视时代的记忆······
1987年9月20日，当时国内最长的城市高架路——广州市人民路至623路高架路即将通车。那天，全长三公里的高架路上站满了行人，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是广东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举办的“笑迎六运万人行”活动，十多万市民从各地赶来参加。一张密密麻麻的“人”字照片，留下了那天令人震撼的场景。广播电台举办的线下活动，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身处网络时代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而此时距离这家电台的开播还不足一年。
为什么一家电台会有如此的号召力？因为在那个刚刚讲起“春天故事”的八十年代，这家电台做了一件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年却石破天惊的事情：和听众“说话”。三十多年前，广播电台还处于“读稿时代”：稿件要经过层层审批，万字稿不能读错两个字，录制后再到点播放。但1986年12月开播的珠江经济台，一改传统的“录播”模式，把“直播”引入频率中，推出了不少以主持人为核心的、去文稿化的谈话式节目，也让广播节目的语言风格从“纸面”走向了“口头”。《农村天地》里，三位主持人侃侃而谈农村资讯；《万家灯火》版块里的《旋转歌厅》，听众能与主持人聊天、点歌；临近深夜的《莺歌夜话》，则由两对男女搭档，陪伴听众度过宁静的夜晚。读稿的播音员变成生动的主持人，再配上能与听众实时沟通的热线电话，“即兴式”的聊天节目催生了备受听众喜爱的珠江经济台。几年后，国内的传媒学者们把珠江经济台探索出的经验称为广播的“珠江模式”。1992年，台里面一位叫窦文涛的职工写了一篇题为《电话讨论节目的主持人实践》的文章，投稿在《广播之路》杂志上。窦文涛当时的身份是广东新闻台《今日热线》的节目监制和主持人。他在文章里写道，电话讨论节目的出现、普及与成熟，实际上凸现出了真正意义上“主持”的本质，因为电话讨论节目是有中心线索可循的、由听众电话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会面对高度随机性，这迫使主持人必须控制节目的时段与内容，以保持节目的平衡。窦文涛提出主持人要强化“主持意识”，主持不等于专业技能的相加，而是要不断加强自己在系统结构、大众需求、传播效果上的感知能力。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年25岁的文涛可能没法猜到，一年后，自己将获得中国首届授予“节目主持人”这个新兴职业的最高殊荣——“金话筒奖”。说来，当时广东电台的改革，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香港广播的影响。时任广东电台副台长的余统浩后来回忆，1984年下半年，广东电台的年轻员工走街串巷调查听众收听新节目的情况，结果发现收听香港广播的收听率要占到七八成，而广东电台只有两三成。现实处境的危机，加上国内政策的推动，广东电台的改革被提上日程，余统浩也成了珠江经济台八人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余统浩似乎与创业特别有缘，1994年他又受到邀请，参与一家新生的卫星电视台的筹备，这家电视台就是凤凰卫视。而十年前，与他同在珠江经济台筹备小组的主持人李一萍，也到了香港。李一萍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的主持人之一。八十年代，她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的徐曼，并称“北‘徐’南‘李’”。筹备中的凤凰卫视招兵买马，从“小圈子”里推荐来了许戈辉、陈鲁豫。到了香港以后，李一萍给她的一位前同事打电话，希望他能来香港做这家新生电视台的主持人。接到这通电话的年轻人就是窦文涛。就在广播界的改革春风从“珠江”开始，逐渐吹遍全国的时候。中国的家用电视机产量增长了将近一倍，从1980年的249万台，增长到1990年的2684万台。1990年全国有线电视用户大约为1089万，到2000年达到7920万。
改革的春风随着一台台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也吹遍电视行业。“对话”又一次成为改革与创新最鲜明的标志。“3200200，东东恭候您的电话。”1993年，伴随着一年全新的电视台的开播，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节目亮相荧屏。节目中，热线电话接线员东东小姐，每晚7点坐在电视机中，接听另一侧的观众来电——开播第一天，就接到了一千多通电话。这档全程直播的节目由袁鸣和宝雷主持，与各界嘉宾对谈，并邀请上海市民作为观众走进直播室。这样大胆的创新，也成就了中国大陆首档电视谈话类节目。除了袁鸣、宝雷两位主持掌控演播室内的交流，为了充分体现“对话感”，还有一位外景主持陈海燕随机走访普通人家，现场连线共同参与节目。开播第一期，陈海燕便来到江阴路一户姓吴的人家，问他们“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主持人哪个最重要？”画面切到吴先生家的沙发前，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收看《东方直播室》，而吴太太说，希望电视剧提升更新频率，年纪大了，老是忘了上一集在讲什么。第2期播出正值春节前夕，“鸡鸭酒肉肚里转”“感情出轨闹外遇”“清清静静度佳节”“玩它三天中发白”(打麻将），你最不喜欢哪种过节方式？现场嘉宾演员孙启新被人调侃老在戏里演三角、四角甚至五角关系，笑星周柏春讲起隔壁苏州阿姐打麻将着了魔的故事。还有一名小学生打电话到现场表达自己的想法，说不喜欢玩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上学迟到要挨老师骂了。不管是讨论“奥斯卡颁奖典礼”，还是“要不要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节目什么都聊。设立的“明星对话”特辑，也曾有甄妮、郑少秋、张国荣、刘德华等前去做客。现场就像是在自家客厅唠嗑，大家随着热点想说便说，踊跃发言，还不时八卦一番。“一场场热烈的讨论通过现场直播进入了千家万户”，东方电视台社教部编辑郑鹤皋后来写到。“荧屏的进一步走向开放，引起了众多国内外新闻界同行的关注”，他们认为，“《东方直播室》是中国大陆传播媒体的新的改革。”1993年底，刚刚成为中央电视台新成立的新闻评论部主任的孙玉胜，收到了一位同事从美国带回的一些录像带。这些录像是央视驻美国的记者在当地录制的美国三大电视网的全天节目。半年多前，一档全新的节目《东方时空》刚刚开播。孙玉胜拿着几盘录着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的带子，本来是“想看看其中的节目形态是否有值得《东方时空》借鉴的地方”。但其中一个很另类的节目引起了他的注意：“节目开始时是一个长长的移动镜头，摄像机跟随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主持人穿过长长的走廊进入演播室，主持人一露面，现场立刻沸腾起来。”这盘录制的带子，并不像今天很多经过字幕组之手的美剧或韩综，没有翻译，孙玉胜也“不能完整听懂主持人在说些什么”，“但可以看出他的幽默机智，现场观众不时被调动得前仰后合”。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孙玉胜当年看的究竟是NBC的哪档节目。但光看这段描述，像极了一档深夜谈话节目。这或许可以解释，1996年3月16日的清晨，当中国的电视观众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看到一档名叫《实话实说》的新节目时，现场不仅有主持人、嘉宾、观众，甚至还有乐队。这档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谈话节目，更像是美国日间与深夜谈话节目的杂糅。节目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个长长的移动镜头，摄像机跟随那年33岁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穿过长长的走廊进入演播室。只是当主持人出现观众面前的时候，并没有沸腾的欢呼与掌声。一方面是当年中国观众的腼腆，一方面“小崔”还是一位“新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全国观众面前亮相。他甚至听到，观众席中有人随口说了一句：“这孙子是干什么的?”第一期节目播出的日期，恰好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第二天，话题就定为《谁来保护消费者》，核心人物是个名叫王海的职业“打假人”，经常靠“买假”向商家获取索赔。嘉宾说话比较含糊委婉的时候，主持人崔永元就会指着背景墙上挂着的“实话实说”四个字，笑着说“您不妨再清楚地说一次”。律师嘉宾在现场直接向王海抛出尖锐的问题：“您能不能坦率地说，后来您买商品的时候，到底是为了消费还是为了别的目的？”王海也表示是为了索赔。而现场观众则直指，讨论“王海算不算消费者”是在混淆视听。有意思的是，镜头扫过，观众席上竟然还坐着几个假人——为了配合当期节目“打假”的主题。而更有意思的是，这集节目播出23年后，社交媒体上突然掀起了一个叫“观众席的人性模特”的热搜，说“以前的节目用人形模特充当观众”。当年的节目主创可能不会想到，一个为了“打假”主题做的设计，多年以后变成了后人“打假”的对象。尽管台上台下的谈话听起来针锋相对，《实话实说》还是试图营造轻松平易的交流氛围。这或许就要归功于现场乐队伴奏的点睛之笔。第一期节目一开场就是耳熟能详的MJ《Beat It》，还有聊到尽兴之处的“一锤定音”。节目过程中，崔永元时而坐在观众席上跟舞台上的素人嘉宾聊，把话筒指向观众，让大家一起发言提问，吸烟、买房、相声、奇人趣事，甚至是观众来信的问题都可以成为一期节目的中心内容。崔永元在节目中带着坏笑、插科打诨，但提出的问题又常常直指问题核心。几年时间，小崔本人也从陌生观众口中的“这孙子”，变成“邻居大妈的儿子”。而另一边，被李一萍大姐叫来香港的窦文涛，心中其实是有一丝不确定的。李一萍叫他来凤凰卫视做主持人，但他很担心自己不上相。他和李一萍说，自己签合约的时候能不能签两个头衔：一个是艺员，这是个香港的说法，主持人也算是“艺员”；另外一个是撰稿人，万一主持人做了几个月公司觉得不合适，至少还有个幕后的工作可以继续做。窦文涛和来自北京的陈鲁豫、许戈辉，都成为了凤凰卫视最早一批员工。到了1997年，凤凰卫视一周年的时候，开播了第一档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曾经做过广播新闻的窦文涛，和另一位同事吴小莉，都成为了这档节目的主播。但窦文涛正儿八经播报新闻的样子观众似乎不买账。他自己回忆过，当时有观众来信吐槽他“播新闻不可信”，心里差点以为饭碗不保。
1997年《时事直通车》窦文涛主持片段
又过了一年，凤凰这个新生的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更大了。他的搭档吴小莉，在1998年3月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被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点名提问。凤凰卫视想“乘胜追击”，在半个月后，成立两周年之时，一连开播了三档新节目——《凤凰早班车》《小莉看时事》《锵锵三人行》。窦文涛成为了《锵锵三人行》这档全新的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从1998年到2017年，这档节目早已写上了窦文涛的名字，以至于2005年的夏天，全年连轴转的文涛去法国度长假，观众忽然意识到，《锵锵》要是离开了窦文涛，还是那个《锵锵》吗？“《锵锵三人行》，周一到周五”。节目请来名人明星和传媒界精英名嘴，共同就热门新闻事件进行探讨，但不是正襟危坐地对话，而是“俗人闲话”、谈笑风生，“放松”下来的窦文涛也不免油腔滑调、开开黄腔，十分符合节目当年的口号，“锵锵三人行，跑题跑不停”。
《锵锵三人行》第一集，1998年4月1日首播
左 李纯恩 中 窦文涛 右 张坚庭
《锵锵》是谈话，但又像是谈话的表演。作为一档每天播出的节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都是一档“准直播”节目，录完直接播。而在1998年，连节目开放式的结尾都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当年的电视节目，结尾要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要么“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邮政编码100859”。而在《锵锵》这儿，天还没聊完，直接开始滚动制作人员字幕，上台标，节目结束。就节目自身而言，从名人明星到新闻热点，无论是插科打诨还是认真表达，主持人窦文涛张弛有度的分寸是他人所不及的。凤凰的“老板”刘长乐曾说，“窦文涛看上去信马由缰、油嘴滑舌，实际上低调内敛”。马家辉是《锵锵》早期嘉宾的一员，1998年的某一天他向窦文涛介绍了一位在香港文化界很活跃的青年梁文道，马家辉说，这个年轻人“没我长得好看，但国语比我好”。几年后，梁文道又介绍来了当时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的学者许子东。窦文涛、许子东、梁文道日后成为了这档节目最稳固的“铁三角”。
锵锵“铁三角”
左 许子东 中 窦文涛 右 梁文道
不管是谁坐在圆桌的两侧，在恒定的“三人”组合中，窦文涛都是平衡、联结另外两方的存在。再难聊、再“奇怪”的嘉宾也能被这个“全面周到的三方会谈”融进去。1992年4月的一个周六，当时还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国际新闻专业的鲁豫，收到了副院长王纪言的通知，让她下午去试镜，中央台的导演要来挑主持人。那天试镜的内容是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这位来挑主持人的中央台文艺部导演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也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同场的候选人很多都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鲁豫后来在书中回忆，“播音系的女孩一个个上场了。她们声音圆润，吐字清晰······和她们相比，我显得太另类了。”轮到鲁豫，她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张晓海最后挑选了鲁豫，央视文艺节目《艺苑风景线》就成了她主持生涯的第一档节目。
《艺苑风景线》与鲁豫
四年后，大学时的恩师王纪言向她抛出橄榄枝，此时王纪言已经在参与筹备即将开播的凤凰卫视，想邀请鲁豫来做首批主持人。鲁豫加入凤凰台之后，以青春少女的形象主持《音乐无限》。
《音乐无限》梁永斌 鲁豫
1998年初的一天，王纪言问鲁豫：“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鲁豫一开始是拒绝的，“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不仅是鲁豫，可能也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观众对于新闻节目的认知。即使当时“实话实说”的小崔已经为人熟知，异军突起的“电视湘军”也已经让“快乐”安营扎寨。但新闻节目似乎是一块磐石，它的语态是无法撼动的。“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和《锵锵三人行》一样，也是在1998年凤凰台庆日，鲁豫的《凤凰早班车》发车了。半个小时的直播结束，老板刘长乐立即召集所有主创开会。“早晨8点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刘长乐微笑着对大家说：“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在改革的大时代里，中国电视语态的最后磐石出现了松动。新闻也可以和观众“说”的。半年后，播了十几年新闻的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李培红坐在一张白色椅子上，左手边一个台子，上面放着一盆花，在全新推出的《上海早晨》里“说”起了新闻。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每周日午后，一位名叫元元的女主播，一口标志的“京片子”，在《第七日》跟观众聊起过去七天大家身边的新闻。还有湖南卫视的张丹丹、《南京零距离》的孟非······与观众的“对话”在一条又一条的新闻间展开。2002年新年伊始，还在“说”着《早班车》，过着“香港农民”生活的鲁豫，悄然上线一档谈话节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节目的幕后班底里，策划王鲁湘、阿忆。第一期嘉宾就是因为偷漏税风波久未在公众面前曝光的歌手毛阿敏。早期《鲁豫有约》主打的是名人，特别是那些尘封已久的名人背后的生活。数年的专访积累下来，可以说记载了一部名人回忆录。庄则栋、章含之、张行、张瑜······他们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坐在鲁豫面前说出他们的故事。几年后《鲁豫有约》改版，原先的制作思路则以另一档节目《口述历史》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做一档像Oprah一样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鲁豫九十年代中旅居美国的那段时间，常常看奥普拉和其他谈话节目，这是她当时“对着电视嘟哝的一句”。大沙发要黄色的，她要坐左边，因为左脸更上镜，背后还要一块大荧幕播放短片。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她的素材。
2005年《鲁豫有约》改版，鲁豫就像"The Oprah Winfrey Show"里的Oprah一样，与嘉宾坐在沙发上对谈，身后是展示资料的大屏幕，台下围坐着现场观众。
开播20年后，《鲁豫有约》依然活跃在荧幕上。2016年，节目全新改版为《鲁豫有约一日行》，已经播出到了第九季。进入21世纪，制作成本较低，观众也爱看。谈话节目成为电视屏幕里的“宠儿”。国家级平台上，《实话实说》《对话》《艺术人生》；卫视频道里，《国际双行线》《有话大家说》《有话好说》。谈话节目也走向“细分”，一对一专访（one-on-one interview）和脱口秀（Talk Show）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清晰。《星空不夜城》《东方夜谭》，真正的深夜谈话节目走进观众的卧室，还有《高端对话》《风云对话》《杨澜访谈录》《超级访问》《半边天》《新青年》。文涛依然“锵锵”，鲁豫继续“有约”。2004年伊始，海峡对岸“康熙来了”，人们猛然发现，原来访谈可以不用问出点什么？原来仅仅是玩也可以？《康熙来了》好像什么也没带来，但又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和快感。谈话节目悄然改变，“对话”的场域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世纪之交，博客进入中国；2009年，新浪推出微博。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兴起，让交流和对话在电视广播之外的地方发生了。2005年徐静蕾抓住“名人博客”的风口，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才女”。2011年，姚晨成为微博首位关注人数超过千万的用户，成为“微博女王”。明星掀开一层薄纱，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发现自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与明星“对话”了。2006年，20岁出头的韩寒也把博客玩得很溜，不过个性叛逆的他没多久就引起了一场文坛混战。他发文《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回应作家白烨批评80后的文章《80后的现状与未来》，引发网友、评论家多方来回骂战。2012年，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质疑他的文章出自其父亲韩仁均之手，又引发一场微博上的口水战。以往那些需要借助大众媒体展开的“口诛笔伐”，如今轻敲键盘，就能实现。以往那些只能在电视机前才能观赏到的“名人面对面”，在大众都可以参与围观的地方发生了。那些只能在演播室里才能拉开阵势的“辩论会”“一席谈”，如今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被选择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谈话类节目也在寻找生存下去的途径，新形态的谈话类节目出现了。《超级演说家》，通过演讲竞技，传递故事和勇敢表达的重要性；《非正式会谈》，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明的青年才俊共同谈论热点话题和家乡趣事；《脱口秀大会》，用喜剧、幽默改变世界；《十三邀》，对抗性的访谈节目，许知远带着偏见，通过访谈观察这个“病了的世界”······如今播客又成了这个时代“对话”的新阵地，通过声线传递认知和感动。一个空间，一场对谈远远不够，更多的元素加入进来，可能是辩论，可能是演讲，更可能是表演。曾经规范、平衡的节目形态被打破，节目可以成为矛盾本身，不一定再寻求答案。一切都能成为对话，成为个人意见的表达，个人故事的分享。如果说曾经的谈话类节目是与时代共鸣、互相塑造，那如今的谈话类节目则更是在适应时代的发展。如果把90年代的谈话类节目想象成一个人，那Ta正在不断“变形分离”成一个个新的个体，有单口喜剧的表演者，有才辩无双的辩手，还有在录音棚录制播客的主播。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前，人们收听相同的广播，谈论相同的电视节目，人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几个出口。这样语境下的谈话类节目，无论是全场互动的《实话实说》，还是插科打诨的《锵锵三人行》，都不仅仅在向电视机前输送信息，更是在教化人们对于“谈话”这件事的认知。谈话这种方式被传递出来，人们或许会意识到，自己也可以这样公平地交流，意识到兼听则明的重要性。直到现在，谈话类节目依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努力用谈话这件事，来邀请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不忘表达，传递谈话的价值。分解，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那个“万众一心”的谈话时代不会再回来。但是，它的精神将一直存在，人们彼此沟通，圈层与圈层间展开对话，谈话的场景永远不会消失。它会分裂迭代成更多元的形式，而播客，正是其中的小小一隅······《横空出世——广播“珠江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5月《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台百卷丛书·上海东方电视台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月《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修订版）》，孙玉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5月《火凤凰》，朱光烈/主编，现代出版社，1999年3月《陈鲁豫·心相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陈鲁豫·心相约（新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凤凰卫视这些年》，张林，现代出版社，2016年1月《2001中国电视红皮书》，漓江出版社，2002年4月《杨伟光的央视岁月》，刘世英，中信出版社，2007年12月《我在央视当台长：杨伟光口述实录》，刘世英/编著，新星出版社，2017年8月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gjsj/1999/200202/t20020209_50055.html电视机 有线电视用户及个人计算机普及率（2002年），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gjsj/2002/200312/t20031226_52105.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gjsj/2002/200312/t20031226_52105.html资料搜集：晓曼 ｜撰文：杨一 得闻 小静 ｜编辑：杨一 ｜排版：谢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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