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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对我们的幸福感来说越来越重要。但不管过去的遗憾对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有多么有意义，想象我们和别人在一起会更幸福，会给原本合理的生活或浪漫关系带来负担。
在我的工作中，我经常听到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嫁错了人或娶错了人。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也是我在双胞胎儿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在我目前的婚姻中考虑过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和妻子陷入了一种糟糕的状态，我们相互攻击和争吵。对于那些担心自己的人际关系的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面例子，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糟。30年后的今天，我在妻子身上所欣赏的、需要的和重视的长期优点，在早期的那些年里，我几乎看不出来。并不是说这些优点之前不存在——他们只是被我想把她更内向但稳定的本性换成一个更急躁和外向的人的愿望掩盖了——一个我想象中的自己(减去我的易怒和挑剔)。我们总会渴望一些东西，但是也可能我们渴望东西是糟糕的。我们今天的困惑部分与一种信念有关，即个人的幸福感和个人成长应该主导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所做的所有决定，这在西方社会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倾向。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社会学家观察到，随着我们的生活从宗教、传统和婚姻这一经济体系的旧框架中“脱离”出来，我们的亲密关系对我们的幸福感来说，也变得更加重要。在一项对1900年至1979年间提供婚姻建议的杂志文章的研究中，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戈登(Steven Gordon)追踪到一个类似的趋势: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建议从强调如何最好地扮演配偶角色转变为建议如何作为一个个体获得幸福和表达情感。在从角色到自我的转变过程中，“我们是否和对的人在一起了”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成为了身份、价值观和自尊的决定因素。我们被问到:在我们的关系中，可以容忍的(与不能容忍的)冲突数量是多少?和别人在一起我还能更幸福吗?我应该和ta在一起吗?如果我走了，会是个好的决定吗?如果我留下，会说明我是个怎样的人?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在《婚姻的周旋:今日美国婚姻和家庭的现状》(2009)（The Marriage-Go-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Today (2009)）:中所写:根据个人主义的文化，一段不再符合你需求的关系是不真实和空洞的。它限制了你和你的伴侣所能获得的个人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分手是不幸的，但你会，也必须，从中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及时从一段感情中抽身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怯懦表现，是一种未能迎接生活挑战的表现，是一种用后悔诱惑未来的自己的表现。然而，遗憾的情绪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普遍得多。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究员苏珊·希马诺夫发现，后悔是最常见的负面情绪，是仅次于爱的第二大常见情绪。不管过去的遗憾对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有多么有意义，想象我们和别人在一起会更幸福，会给原本合理的生活或浪漫关系带来负担。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在《一夫一妻制》(1996)（Monogamy (1996)）一书中所写的:“总有另一个人会更爱我，更理解我，让我在性方面更有活力。”这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错过:赞美未活的生命》(Missing Out: in Praise of the unalive Life)一书中所阐述的主题:“的确，我们已活过的生命可能会成为对那些我们无法活过的生命的长期哀悼，或无休止的愤怒。”我发现我的许多客户对他们的恋人要求太多:他们所期望的幸福、理解和满足往往与另一个人能合理提供的不一致，尤其是在充满焦虑的时刻。在夫妻治疗中，我有时听到他们说:“除了你，没有人抱怨我的这一部分。”——这很可能是真的。但这往往是因为我们从未想过用对待恋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朋友或同事。在今天，寻找“更好”的人这个想法可能特别有吸引力:广告渗透到我们意识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我们被邀请去恨我们爱的，去需要我们不能拥有的，去嫉妒不值得追求的。互联网及其获取市场欲望的复杂能力助长了一种比较思维，在这种思维中，我们评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总是与我们可能拥有的东西相对照。这促使我们不断审视自己和我们的伴侣，看看我们是否没有过上我们本可以过上的那种生活。前几代人的情况可能更糟。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恩茨(Stephanie Coontz)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我不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倾向于想象与另一个浪漫的伴侣一起生活会更幸福，至少在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和另一个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库恩茨是《奇怪的激动:20世纪60年代黎明的女性奥秘和美国女性》(2011)（A Strange Stirring: The Feminine Mystique and American Women at the Dawn of the 1960s (2011)）一书的作者，她说：“我认为他们以为其他人的生活都很幸福，而自己不幸福是有问题的。”“我采访过的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的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也没有看到那些把自己的问题藏在家里的邻居的真实面孔。”如果我们有时认为只要换伴侣就能解决问题，过去的问题是，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与伴侣一起努力改变。因为那个时代的情景喜剧和杂志文章把成功的家庭描绘成遵循同一种模式的家庭，这看起来很容易复制:只要你遵循当时的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规则(这些规则非常明确)，每个人在每一场节目的结尾都会很快乐，不管他们在节目中遇到了什么小问题或出现了什么有趣的误解。”虽然为了孩子而在一起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光荣的，甚至是高尚的决定，但我们今天的信念——幸福是指引我们生活的指南针，可以引导我们相信，无论对错，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最好的。我经常听到那些考虑离婚的人说:“如果我不快乐，那么我的孩子也不会快乐。”或者“我想给孩子树立一个健康浪漫爱情的榜样，所以我应该离开。”然而，追求幸福的想法，无论多么令人信服，对父母来说也有它的代价，即使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伴侣。在我通过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rvey Center)对1632名与成年子女关系疏远的父母进行的调查中，我发现71%的受访者与孩子的另一个亲生父母离婚。此外，在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誉心理学教授菲利普·考恩和卡洛琳·佩普·考恩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没有离婚的分居父母比离婚的父母更有可能最终与孩子和解。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离婚会在多个方面增加亲子关系中冲突或疏远的风险。例如，如果父母一方指责另一方破坏了本应幸福的家庭，或以其他方式中伤另一方，他们的孩子更有可能与父母产生隔阂。当孩子在离婚后与父母中的一方结盟而不是另一方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离婚会带来新的男朋友、女朋友、配偶、继兄弟和继姐妹来和孩子争夺情感和物质资源，导致任何年龄的孩子都不和父母中的一方接触。最后，离婚会导致孩子把父母更多地看作是有自己长处和缺点的个体，而不是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些父母为了孩子而勉强在一起，直到他们长大，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就避免了孩子和自己面临分居或离婚带来的重大挑战。虽然这可以按计划进行，但我有时听到父母们表示惊讶和悲伤，因为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孩子长大成人的决定，并没有让他们避免离婚或分居在很多方面削弱了他们作为父母的地位的情况的出现。这些父母通常都为孩子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在离婚前关系很好，并合理地认为他们的奉献可以保护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免受离婚后往往会出现的破坏和纷争。“混乱应该是我们最害怕的，但它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然而，我们的孩子有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的需要，这种追求有时与我们自己的追求不一致。当成年子女的道德框架已经从“孝敬父母”转变为“我必须保护自己的幸福和心理健康”时，这一点尤其如此。在这种新范式下，与父母分离后是否继续与其保持关系，更有可能是基于父母能否满足孩子的愿望，以及能否让孩子过上符合他们自己对幸福和成长的理想的生活，尽管这些愿望并不总是与父母的愿望一致。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他们的父母早点离婚，这不仅是为了父母，也是因为他们暴露在父母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绝望中。在分居或离婚后，一些父母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更近了，而不是更疏远了。此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那样，除了离婚，还有很多原因会导致与孩子的关系疏远。然而，这些对未来的计算或孤注一掷表明，尽管我们也许能够可靠地报告当前让我们不快乐的是什么，但有时我们在实现未来的幸福方面并不那么可靠。研究发现，我们通常对其表现出三种形式的误解:对控制权的夸大认知;过分积极的自我评估;以及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在适应性方面，这种性格使我们能够区分焦虑和不确定性。此外，它允许我们自由地追求有风险的，但有潜在回报的目标——如果我们更谨慎或更“现实”，我们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结果。我们对掌控一切的幻想也可能导致我们对不一定对我们有利的决定充满信心。这是因为我们未来的幸福需要那些对生活有自己想法和计划的人的合作和参与——这种愿望有时与我们的愿望完全不相容。这不仅适用于我们的孩子，也适用于我们的前任或未来的恋人。有时，我们是当前伴侣的受害者或附带伤害。他们幻想有一个更好的伴侣，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希望我们能成为另一个人:他们遇见我们时的那个我们，或者也许是假装的那个我们。有时，我们的伴侣想要的东西与他们在另一个时间点的生活完全不同:一些不那么明确、不那么有条理、不那么可预测的东西。正如黛博拉·列维在她的回忆录《生活成本》(2018)（The Cost of Living (2018)）中所写:“混乱应该是我们最害怕的，但我已经开始相信它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我不希望有更多的混乱。但我理解它如何带来变革的潜力和新的可能性。一个没有被固定的生活方式所束缚的人，会有其他更多的选择。然而，这种自由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它把没有限制理想化了，并且把约束或义务可能带来的积极感受和结果最小化了。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后来都与更适合我们性格的人在一起了，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如果我们解决了我们的分歧，不离婚，他的生活会更容易一些。我也有一些朋友和客户，他们在成为祖父母后，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疏远或不满意的伴侣关系，但他们发现了一种浪漫伴侣无法获得的意义和归属感。虽然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总是不般配，但他们发现共同抚养孙子孙女同样非常令人满足和有意义。他们和别人在一起会更快乐吗?如果他们离婚了，他们的孩子会更幸福吗?他们的孙子呢?疯狂的是，进入或结束一段长期恋爱关系的奢侈越来越被限制在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身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详细说明了，财务不安全感和困境是如何影响婚姻质量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学家艾莉森·普在《风滚草社会》(The Tumbleweed Society, 2015)一书中指出，工作的不安全感是如何挑战和破坏亲密关系的。她发现，“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那些受过一部分大学教育的女性)的初婚在头五年破裂的可能性是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的两倍。尽管大学学历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稳定生活的保证，但它们仍然是抵御无力感、焦虑和压力的堡垒，而这些压力来自长期的财务不安全感和不可预测性。社会学家玛丽安·库珀(Marianne Cooper)在《漂泊:不安全时代的家庭》(2014)（Cut Adrift: Families in Insecure Times (2014)）一书中写道:“当我们在艰难时期对配偶感到恼火时，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我们所爱的人，而不是大的时代背景。”虽然对于那些在经济上挣扎的人来说，要想获得情感上的幸福的难度更大，但我们总是被鼓励去寻找自我提升的新途径。总有新的饮食习惯要遵循，总有旧病要戒，总有治疗方法要尝试，总有缺陷要修复。我们被要求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表现出更大的真实性，并蓬勃发展。作为这个正在进行的自我项目的一部分，我们被邀请去询问自己是否足够自信、足够健谈、足够敏感。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治疗师，我向我的客户保证我认为他们想要的回答，是结束他们的关系，还是继续和他们在一起。今天，我更加谨慎了。治疗建议是建立在一个概率模型上的:如果你离开，可能你会更快乐，可能你的孩子会很好，可能你和他们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概率模型是基于不确定性原理的。人们对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预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可能会赢得2016年大选感到愤怒，尽管他也表示，希拉里输掉的几率为33.1%。所以，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离开，你和你的孩子仍然有可能不那么快乐。你和他们的关系会被削弱。对于重大的人生决定，我们都必须做出最好的猜测，并希望最终一切都能实现。你怎么知道问题出在你身上而不是你伴侣身上呢？这里有一些线索:你和伴侣之间的问题反映了你和朋友、同事、前配偶或其他家庭之间的问题。也许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你的行为比你想象的更有问题。或者也许你从治疗师或其他你信任的人那里得到反馈，他们说你正处于抑郁之中，你的情绪扭曲了你对各种关系的看法。或者，也许你尝试与你的伴侣更有效地沟通，这些尝试很受欢迎，他们已经能够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改变他们的行为了。我们都有盲点，这些盲点掩盖了我们如何使我们的伴侣做出与我们期望相反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依恋，无论多么令人宽慰，也会招来过去的幽灵，让它们在现在的家里阴魂不散。我们童年时未被满足的需求可能会咆哮着来到现在，要求立刻得到满足。承诺的避风港会让我们变得懒惰，停止做日常的行为，比如关爱、关注和感激，而这些行为让关系变得优雅和平衡。我们之前的创伤可能会让我们看不到我们让自己变得不可爱的方式，似乎是为了证明我们拒绝照顾者是对的。这些指南并不能保证它比你想象的更关乎你，但它可能是一个线索。虽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得到改善，但我们主观的绝望状态并不总是表明这段关系没有希望了。有时小的改进可以带来大的收益，就像我在客户身上经常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有些人对伴侣的要求不够。他们在开始一段关系时太害怕被拒绝，太不清楚自己有权得到什么，太愿意迁就他人。正如研究人员John Gottman发现的，大多数长期关系的结束不是因为突然的背叛，而是因为日积月累的不满。这种被伤害或被误解的感觉从来都没有得到表达或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削弱了与那个人对未来的承诺和乐观的感觉。Gottman发现，那些拥有良好、长期关系的人会避免他所谓的“天启四骑士”:批评、蔑视、拖延和防御。当其中的任何一个成为关系里的持续的特征时，欲望和承诺就会枯萎。有些关系必须走到分手的边缘，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而对方却看不到对方的不快乐。在你还很在意对方的反应的时候，告诉对方你正在考虑离开是一个好主意。梅维斯·赫瑟林顿(E Mavis Hetherington)对离婚的长期研究发现，当妻子向他们递交离婚协议时，足足有25%的男性感到非常惊讶。我和结婚30年的妻子很幸运，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负担得起夫妻心理治疗。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它，我们是否能坚持下去，否则这对我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大家庭来说，都将是一场悲剧。虽然分手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不仅会使伴侣彼此分离，还会破坏大家庭和友谊，因为结盟是建立在对关系中一方的忠诚之上的。在《天堂与地狱的结合》（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1790-94)）一书中，威廉·布莱克说:“除非你知道什么是过犹不及，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足够的。”虽然这是事实，但当你不断被告知没有足够的东西时，你可能很难知道什么是“足够”。这是涂尔干在19世纪晚期的核心见解之一:在去除几个世纪以来引导欲望的仪式、传统、角色和期望的同时，我们也去除了知道我们已经到达并可以停止尝试的能力。他写道，“只要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我们就无法阻止自己。”除了我们所经历的快乐之外，我们还想象和渴望他人。如果一个人碰巧或多或少地耗尽了可能，他就会梦想不可能的事——渴望不可能的事。无论社会角色多么束缚和过时，它们至少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应该停下来闻闻玫瑰，还是耗尽自己的精力去追求山那头的更美好的东西。也许攀爬是值得的，也许你追求的根本也不是什么玫瑰。但对幸福无止境的追求却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意义的生活。1. CANCIAN, F. M., & GORDON, S. L. (1988). CHANGING EMOTION NORMS IN MARRIAGE:: Love and Anger in U.S. Women’s Magazines Since 1900. Gender & Society, 2(3), 308–342.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880020030062. Shimanoff, S. B. (1984). Commonly named emotions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58(2), 514. https://doi.org/10.2466/pms.1984.58.2.5143. Coleman, J., Cowan, P. A., & Pape Cowan, C. (2022). Attachment security, divorce, parental estrangement, and reconcilia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9(3), 778–795.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110463054. Taylor SE, Brown JD.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 Bull. 1988 Mar;103(2):193-210. PMID: 328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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