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湘妹子不顾父亲反对报名援疆，后来的故事太感人...

时令正是9月，一个消息，像划过天空的闪电，让我们班几个正在湘雅医院实习的女同学兴奋不已。原来，报纸上刊发了新疆军区技术人员招聘团到长沙招人的新闻。我和闺蜜罗蕴华等五个女生，兴高采烈跑到营盘街去报了名，且很快被批准入疆。

▲当年新疆招聘团在《新湖南》报上刊登的招兵公告

听说我要到千山万水外的地方去，外祖父十分不舍。是啊，他唯一的女儿生病去世时，把5岁的我和3岁的妹妹托付给他，从此我们在外祖父的膝下长大。相依为命的外孙女，一个人远走天涯，他哪里舍得？而父亲对我的决定，十分生气，眼看我这个家里的大女儿可以工作养家了，却指望不上了。父亲是黄埔军校5期的，我小时候，他在抗日前线打仗，日本投降后，他回到长沙再婚，生了7个弟妹。父亲希望我留在长沙工作，帮衬家里。其实父亲不知道，早在周南中学读书时，我就接触过共产党人的宣传小册子，学会了唱“山那边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就做工呀，没人为奴做牛羊……”的歌曲。受进步思想影响，我还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新中国成立了，我如火如荼生长的青春理想，有了开花结果的土壤，参军、奔赴边疆去建设国家，就是我最坚定的选择。家人的不舍，父亲的雷霆之怒，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9月中旬的一天，我与同学们一起，告别长沙，坐上了西行的绿皮火车，向着未知的远方进发。一路上，大家像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谈笑、唱歌。火车到达西安，稍事休整后，我们20多个“湖南娃”，和行李一起，挤在一辆老旧的敞篷大卡车中，沿着险峻的土路翻山越岭，颠簸着驶向兰州。车过六盘山，窄窄的盘山小路，像扭曲的细蛇，挂在悬崖峭壁上。我两手抓着车篷栏杆，双脚悬在车外，任耳畔山风呜鸣，脚下深渊百丈，毫不畏惧。从山顶看后面山下盘旋而上的车辆，如挂在绝壁上，每前行一米，都险象丛生。由于交通条件差，进疆的汽车陈旧，车队沿途抛锚和出现车祸的状况时有发生；加上西北土匪残部出没，有的人还没有踏上新疆的土地，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时的新疆，山长水远，在人们印象里，是历代罪犯充军的荒僻边塞，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但这阻挡不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的脚步。

旧中国文化落后，解放初期，学有专长的人才很稀罕，新疆尤其奇缺。所以，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奔赴边疆，可谓雪中送炭。当然，17岁是一个少女多梦的年龄，对浩瀚的戈壁，广袤的草原，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以及蓝天、白云和成群的牛羊，我也充满了憧憬。但最主要的还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革命激情和对军人崇高形象的倾慕，坚定了我奔赴边疆的信念。

▲八千湘女进疆路线手绘图

到达兰州后，部队的军服发下来了。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装，姑娘们兴奋得又叫又唱，歌声不绝，洒了一路。过了兰州，进疆之路，越来越荒凉，且一会儿冰雹，一会儿雨雪。人烟稀少处，只看得到左公柳的树根残迹，看得到戈壁滩的石头和一望无际、苍茫的地平线。充满青春活力的我们，看到祖国的塞外美景，格外高兴，时而为戈壁尽头出现的壮观的海市蜃楼欢呼，时而又为那偶见的沙漠中的绿洲而激动。当汽车进入新疆地界时，巍然竖立的一块大石碑出现在眼前，上面刻着醒目的大字：“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大家顿时心潮澎湃，一阵雀跃。这意味着，新疆到了！从长沙暑气未退尽的初秋出发，经过四十多天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旅程，我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当时还称迪化）！迎接我们的是漫天飞舞的大雪，还有部队给我们准备的温暖的毡靴和没有布面的羊皮大衣。

乌鲁木齐街景，萧条而贫穷。满眼是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土砖泥巴平房。几乎没有店铺，人口少，物质也匮乏。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更没有火车、公交车。严寒和少雨，是气候常态。看到一穷二白的城市，我感到肩上担负的建设新疆的责任，是沉甸甸的。

就这样，在天山脚下，我们开始了人生与事业上的另一次长征。

几天后，五个女同学都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医院”。

报到的第一天，听说我们会被安排去口腔科，大家十分诧异。院长问：“你们不是镶牙的吗？”姑娘们面面相觑，不知就里。原来，头一天，招聘团的一个同志，兴致勃勃地给院长介绍：“我给你们从长沙找来的，都是镶牙的……”我们一听，乐了：“我们是湘雅的，不是镶牙的！”大家笑成一团。姑娘们被分到了各个科室，后来都成了医院的骨干。我则分配在内科。

医院旧而破，只有几排土坯泥巴房，几棵叫不出名字的树，光秃秃地向四周张开枝丫。这是接收国民党的军医院，条件非常简陋，药品也十分紧缺。病员很多是原来留下的起义人员，体质普遍较差。内科以肺结核病人居多，因为当时链霉素要靠进口，没有特效药医治，重症病人死亡率较高，有时一晚上死几个。肺结核有传染性，医院又没有有效的隔离设备，医护人员全靠着年轻，体质好，超负荷地完成任务，谁也没有退缩。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像勤劳的小蜜蜂，早早地起床，背着爬犁去郊外积肥拾粪，教当地人种菜、施肥。回来后就爬上房顶扫雪，以防屋顶被厚厚的积雪压垮，然后才吃早餐，餐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医疗工作，晚上政治学习；上晚班的人，白天也有同样的劳动任务。大家工作起来，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个个争先恐后，干劲冲天。新疆当时的农业很落后，工业基本是从零开始。部队教会了当地农民很多农业技术。大批军人热火朝天地参加了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等工厂的兴建。我还记得当时有人在动员会上倡议，说：“我们每人少领一顶棉帽，少领一件毛大衣，就可以多盖一个工厂……” 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我们，发出了“不要帽子！不要大衣！”的回应。大家的军装，缝缝补补，直到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舍得换。有一次我的宿舍失火，烧坏了盖在被子上的棉衣，所幸人没有烧伤，但院里给我补发了一件新棉衣，穿在身上，我感觉自己搞了特殊化，心里忐忑不安。

气候苦寒和饮食不习惯，对我们这些南方人，也是一种考验。每到冬天，我们不少人的耳朵，手脚就长满冻疮，肿得像馒头；在吃的方面，常常是高粱包谷换着来。南方人对白面尚不习惯，对杂粮就难咽下了。但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劳动任务，我和几位女同学，会逼着自己填饱肚子。因气候干燥，我经常扁桃体发炎，喉咙疼得像要冒烟，粗粮咽不下，就喝点面糊糊。在艰苦的岁月，我们都努力让自己适应环境，锻炼坚强的意志。与我同来的四个姑娘，后来都成了医院的骨干，用行动谱写了无悔的青春之歌。

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接踵而来，大家壮怀激烈，抱定“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生在边疆，埋在边疆”的想法。花样年华的男女，怀着同样的理想，在遥远的边疆，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孕育了许多美好的爱情故事。

我的老同学、好闺蜜罗蕴华，是个活泼可爱的长沙女孩，军帽下，挂着两条齐肩的麻花辫，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很快她就被月老的红线给套住了，对象是同一个医院的军医。她与我分享自己爱情的甜蜜，并且热心地鼓励我大胆寻找幸福。看看身边，有的姑娘嫁给了志同道合的心上人，有的女孩正在享受恋爱的幸福。我身边的每一对恋人，秉承的都是新时代的自由恋爱思想。那种封建家长式的包办婚姻和拉郎配的旧习俗，被大家弃之如草芥。

1951年，一个来自浙江临海的小伙子，闯进了我心里。

他叫王汉云，是我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虽然只比我大5岁，却是一个“老革命”。他以前在浙江的医学院读书，是文娱活跃分子，经常给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帮忙，后来加入了游击队金萧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号召，于1950年2月参军入疆。单单瘦瘦的他，相貌堂堂，个子也高，不光业务学习勤奋，而且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是医院的团支部委员。他恰好与罗蕴华的对象住在一间宿舍。工作与生活中打交道多了，我们很谈得来。罗蕴华和男友也欣赏王汉云的人品，极力促成我与他走近。1951年，我们很自然地相恋了。他性格好，有江浙人特有的柔和，很体贴人。见我冬天手脚总生冻疮，他一个拿手术刀的男人，居然亲自动手给我织了双红色的毛线手套。看到匀称的针法，和分叉的五个小指套，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感受到了久违的家人般的温暖。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53年元旦，我们参加了部队组织的集体婚礼。一场革命化的晚会上，四对年轻人结为夫妻，开始了甘苦与共的新生活。在新疆的土坯房、地窝子里，大家把艰苦的日子，过出了花好月圆的幸福。现在回头看，觉得那时条件艰苦，但年轻时的我们，以苦为荣，将爱情之花，根植在天山脚下，且深感骄傲。我们五人中的一位姑娘，就硬是将她在清华大学刚毕业的未婚夫动员到了乌鲁木齐。直到退休，他们还留在新疆大学。

婚后不久，汉云接到了命令，前往南疆工作，目的地是喀什的“解放军十二医院”（原称“二军医院”），我这个内科护士长也随丈夫一起调过去。“二军医院”的前身，其实就是南泥湾部队三五九旅的卫生队，严格意义上讲，还不算正规医院。因为医护人员奇缺，我们被作为支援力量南调。

1953年3月，天上脚下，依然寒意深重。坐在军用卡车里，我们一路颠簸，向着1400多公里外的陌生土地开拔。一路上，人迹寥寥，只有戈壁、沙漠、草地和无穷无尽的雪山，将大自然的壮美，展现得如诗如画。可已经怀有3个多月身孕的我，无心欣赏美景， 晕车和妊娠反应叠加，让我如翻江倒海般呕吐不止。足足颠簸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到达了人生地不熟的喀什。

来到新单位，我们马不停蹄投入工作。当时医院不成规模，也没人熟悉业务管理，一切都待重启炉灶。王汉云去后，开办了一个“医训队”，我则负责教护士们怎么执行医嘱，怎么交接班，怎么照顾病人……

三五九旅的光荣传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医院也是如此，生产常抓不懈。大家开垦了1000多亩地的农场，种菜、做豆腐，养牲口，一切都自己动手。这天，我正在地头休息，组长领着一个满面愁容的维吾尔族大叔，急急忙忙向我跑来。原来大叔的妻子生孩子，发作已好几天了，却一直没有生下来。产妇早已痛苦不堪，很可能出现母子性命不保的危险。危急关头，大叔想到了向解放军求救！在他心里，给予了当地老百姓很多帮助的解放军是值得信任的。

当时，少数民族的风俗，不容许男人助产接生，而农场只有我一个女医护人员。麻烦的是，我不是产科医生，怎能担此重任？万一无法应对复杂情况，该怎么办？看到大叔焦急和期待的眼神，我知道人命关天，时间不允许我再犹豫。就算赶着鸭上架，也要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我拿了卫生药箱，就跟着大叔奔向他家。

看到产妇当时的状况，我大吃一惊：这个高龄产妇躺在土炕上，炕上铺着沙。从她身体里流出的血和羊水，已经将沙子染红。我初步检查胎位还是正常的，但产妇已极度衰竭，呻吟也变得微弱。一了解，大叔情急之下，采取了不正确的土法助产手段，还准备让妻子趴到马背上，挥鞭抽马，让奔跑的马匹，将孩子颠下来。听说这些，我倒抽一口凉气，告诉他千万不能这样做；并嘱咐他赶快去给妻子做碗鸡蛋羹，让产妇恢复体力。待产妇面色转红些，我一面安慰她，教她深呼吸，一面伸手帮助她加强宫缩。好一阵紧张的忙碌后，一个漂亮的大胖小子，来到了人世。

当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我仿佛听到了一首最动人的歌曲，吊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喜悦的欢呼，大叔和他的家人们，兴奋得大叫：“谢谢解放军！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

这件事，让年轻的我，高兴了很久。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当年的胖小子现在应该有四十岁了，不知他在干什么？一定成家立业了吧？新疆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他的生活也很幸福。

1953年底，20岁的我，在漫天大雪时生下了女儿。初为父母，我和丈夫十分高兴，给她取名叫“沙婴”，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生下的婴儿，小名叫沙沙。怀这个孩子时，我突然特别想吃长沙的仔油姜和“猫乳豆腐”，可关山迢迢，哪里去找？丈夫见我呕吐难耐，只好到街上的药店买点干姜给我止吐。孩子出生后，我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就经常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或者放床上，或者把她绑在椅子上。那时，我们医院还没有幼儿园，也很难找到保姆。我与汉云都是医院的骨干，工作离不开。将女儿独自留在家，她常常哭得声嘶力竭，哭累了就自己趴下睡着了。我只能在工作中途，抽空跑回家看看。每次下班，看到她小脸蛋上的眼泪，我是又心疼，又内疚。

有一天上午，风狂雪急。我丈夫上班忘了带钢笔，没法给人写病历，就回家去拿。远远看见家门外，白皑皑的积雪地里有一团醒目的红色，他还以为是哪个路人，不小心掉了什么物品。待走近，才心疼地发现，竟然是一岁多的女儿，光着屁股，从家里的床上爬到门外来了。不知她在雪地里趴了多久，全身冻得冰凉。汉云大步冲上去，赶紧抱起孩子，回到室内，流着泪用热毛巾给她擦干身体。他不敢想象，如果自己中途没有回去拿笔，孩子肯定有性命之虞，不说冻死，也会冻成残疾。我们想想都后怕，也十分愧疚，不久就想方设法请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大姐来照顾沙沙。

1955年春天，我给沙沙添了个弟弟，取名叫晓亚。这时候，我们医院已经有了全托的幼儿园，孩子们终于有人照顾了。我和丈夫感觉踏实了许多，心想从此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就在这时，厄运劈头盖脑向我们扑来：一岁多的晓亚，出麻疹住进了我们医院小儿科。孩子出院时，他父亲正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而我恰好在值班，无法离岗。于是，我请幼儿园老师把晓亚接回幼儿园住。因为天寒地冻，保育员怕他冷，把他的小床，移放到火炉旁。夜深人静时，孩子的小被子掉到炉子上，燃烧起来……待我再见到晓亚，心痛得缩成一团：孩子两腿自膝盖以下，几乎烧成黑炭，脚趾头一碰就一个个掉了。他痛得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满嘴鲜血，陷入深度休克。眼见孩子生存希望渺茫，我根本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全力以赴抢救孩子，并就孩子后续治疗予了强力支持，派专人陪我和孩子到北京协和医院求医。在北京住了半年院，又转到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经过二十多次手术，孩子的命保住了，却失去了脚掌和脚趾头，落下了终生残疾。想到他小小年纪，就必须接受以双拐支撑未来人生的命运，我的泪水无数次打湿了午夜的枕头。我请医生割下我身上的皮肤，移植给孩子，却无法冲淡我的愧疚和刻骨铭心的痛苦。我觉得自己是个好军人，却不是个尽职尽责的好母亲。

在喀什工作十七个春秋，我和家人一起，体味了边地生活的沉苦，也感受了生命力激情的光照。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湘女，为新疆的建设发展，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背后，是荣光也是苦难，是坚韧也是牺牲。每当看到横亘的天山南脉，耸立的喀喇昆仑，我就觉得那是一代人雄风凛凛的坚强脊梁。我也始终无悔将青春的万丈豪情寄放在新疆大地。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转眼，我已经入疆20年了。人到中年后，乡愁重了。遥远的东部故乡，常常会在我们心海卷起波澜。家乡的村酿野蔬，林泉桃李，以及微雨漂舟，都会在梦里出现。由于晓亚移植到脚上的皮肤经常出现破溃、化脓，学习成绩很好的他，常常被同学背着上学、上厕所……他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便，提醒我必须为他的未来作打算。考虑到儿子成年后内地的就业机会相对会多些，我选择复员，带着一双儿女回长沙。丈夫因为是医院无法或缺的业务人才，服从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喀什工作，坚守我们支边的初心。

回到长沙后，来不及欣赏故乡天空的云朵，也顾不上感叹湘江两岸天翻地覆之变。我拿着儿子的一堆奖状，找到长沙市一中。学业优秀的晓亚，很快被接受入学了。他爱好音乐，学习识五线谱、弹钢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了中国音乐学院，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入学。命运再次对他张牙舞爪，他还是没有被击败，反而更加努力，后来到电大学习，进入民政系统的旭华仪表厂行政科工作。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被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二十多岁时，他烧伤的双腿因为反复溃破而被截肢，但他以坚强、乐观和才情，赢得了163军医院一位美丽女护士的心，成为这位女军人的丈夫。我女儿沙沙也被组织照顾，进了第二机床厂；两个孩子是被边地大漠的风霜养大的，能吃苦耐劳，都在单位入了党。我呢，也被安排到二轻工业局系统，先后在模具厂和钟表厂的医务室工作，直到退休。

1983年，我的丈夫也告别工作了30年的新疆，调来长沙，任长沙市第一医院院长。我们结束了13年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生活，全家团聚在湘江边，岳麓山下。

退休后，我和丈夫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他热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我上老年大学，学写诗词，还在湘雅老年大学当了三年班主任。我们金婚那天，住在附近的儿子女儿，带着他们的孩子回来祝贺，还鼓动我与老伴补拍了一张婚纱照。当年，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结为伉俪，满心想的是多为边疆建设出力，连一张像样的结婚照都没顾得上拍。穿上洁白的婚纱和笔挺的西装，我们看着彼此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仿佛回到了充满激情的青春年岁，感觉生命中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无数次，我们在夕阳下散步，总会回忆在边陲生活的点点滴滴；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会不约而同地关心喀什和乌鲁木齐的冷暖。我们人离开了，魂却还牵系着帕米尔高原、古玛塔格山、喀什噶尔河，牵系着留在那里的老战友们。

现在，老伴因病离开我已有十四个年头。当年一起远赴天山的五个女同学，也只有两个人健在了。每当我翻看旧日的照片，就忍不住想告诉汉云和“姑娘们”：我和孩子后来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故地重游，看到当年荒僻落后的地方，都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景点，高速公路将它们像珍珠般串起来，高楼大厦取代了地窝子和土坯房……当年我们种下的杏树、石榴、桑树、梧桐，正在雪山下，郁郁葱葱。作为年近耄耋的老人，能看到国家一天天走向富强，百姓生活喜乐，是我最大的福气。我们这批湘女，支边戍边，不就是就是希望这片江山，能长久国泰民安吗？

从万里边疆的军医院到南国故乡的工厂，20年从军，13年军嫂，我的人生轨迹，是一道圆满而美好的彩虹，而作为湘女，我们永不枯竭的青春，与远方的格桑花一起，为养育自己的土地尽力芬芳过，就无怨无悔。

采访手记：

住在我家楼下的刘娭毑

编辑：菜菜 、伊人

审核：陈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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