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文很长，其中有句表述引发广泛关注：“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行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合称“三乱”，是一个顽疾。上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一度很严重，中央和多部门都曾多次专门出台治理办法。这次《意见》提到的以罚款进行创收或者以罚款作为排名、绩效考核等问题，并非新事。作为一种执法行为，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目的在于纠正违法行为。比如碰到开车没系安全带、路边违章停车、情节轻微的占道经营或者无证经营的，可以罚款；一些企业卫生或者消防措施不到位的，也可以罚款。让违法者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可以督促其改正。但现实中，“三乱”之所以难治，还是因为正常的执法行为走了样。比如过去“罚款”和“上缴”还没有实现“两条线”的时候，一些有罚款权力的部门可能拿收上来的钱充了自家“小金库”，最后当福利待遇发给员工了。有些基层执法机构人手编制不够，上级经费划拨不到位，本来该吃财政饭的人必须“自己找饭吃”，于是就打起了罚款的主意。随着罚缴分离、对执法机关全额拨款、严格规范执法程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当年的混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尚未完全根治，尤其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财政吃紧时，借罚款搞创收的老毛病很容易复发。例如，去年有媒体调研发现，北方某山区县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亿多元，而交通违章罚款就“创收”3000多万元，撑起了可用财力的1/3。国务院督查组暗访发现，部分交警为完成创收任务，对过往货车司机随意罚款，有货车司机反映，“拦下来啥也没说就让我出示行驶证驾驶证，我把行驶证驾驶证递给人家，人家给打出一个罚款单，这都习惯了。”更匪夷所思的是，某地居然可以提前缴纳一个月罚款，“充值包月”后就可以随便违章。一些地方还将手伸向了企业。比如去年底被通报批评的河北霸州，向辖区内乡镇、街道、开发区下达非税收入任务，开展运动式执法，逐利式、“无差别”地向辖区内数千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薅上来总计6700万元的巨额罚款。这些地方政府的“罚款冲动”，主要源于“缺钱”的现实困境。但一缺钱就想着从企业、个人头上“薅羊毛”，实在是短视且有害，很容易陷入“财政缺钱—罚款搞钱—营商环境恶化—企业用脚投票—税基减少—更加没钱”的恶性循环。罚款解了“燃眉之急”，但对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破坏是相当长久的。今年6月以来，国家分阶段集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等领域。坦率讲，这些领域的“三乱”问题长期存在，社会反映强烈。据报道，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位、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地方已出台的惠企收费政策、收取明令取消的费用、强制捆绑销售、乱检查、乱罚款”等问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警惕和抑制“罚款冲动”“搞钱冲动”，把眼光放长远，学会“放水养鱼”“留住青山”，切莫竭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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