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痴迷于数字的“算呆子”，一宗隐藏在大明历史中的丝绢赋税案，牵动官府与民间旷日持久的复杂与折腾……各种波折，让当代人也百感交集——这又是来自马伯庸小说的改编影视剧、正在热播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即便在长视频平台“降本增效”的大前提下，该剧仍是爱奇艺重点投入的年度项目。

资本对马伯庸小说影视版权的青睐毋庸置疑：马伯庸IP改编已播出的影视剧包括《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风起陇西》；《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已被买了版权，正在影视化的路上。

他并非生来就是作家，跟普通打工人一样，马伯庸曾白天在外企打卡上班，业余时间疯狂写作。直到2015年，他的畅销书版税收入远超上班赚的钱，才辞掉工作全职写作。尽管如今影视版权变现来得排山倒海，但马伯庸依旧保持每天产出4000字、每年写完一本书的勤勉。

难得的是，这样一个高产和高收入的作家还保持着一份清醒与通透。他将笔名取做马伯庸，“看起来憨憨的家中老大，不是聪明的，但踏实稳重。”小人物、大时代，马伯庸从历史的缝隙中挖掘鲜为人知的故事。他是炙手可热的当红作家，他也明白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浪潮来来去去，所谓的人生赢家或芸芸众生，谁都不过是历史里的一粒尘埃。

“我相信AI一定有一天可以做到和人写得一样好，我也相信自己一定有才思枯竭、写不动的那一天。”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马伯庸在一个小时的专访中，语速飞快、表达能力极强、对刁难的问题来者不拒，原因大概也是兴趣得以实现的纯粹，因为纯粹所以快乐，拿得起也放得下。

高产作家的松与紧

“最近在看书，调研。”《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还在热播，上一套长篇小说《大医》才刚付梓出版不到半年，马伯庸的新书《食南之徒》就开启了连载。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豆瓣评分7.8分

顶着一个让人误以为是“老头”笔名的马伯庸，其实生于1980年，思维活跃、在微博上与网友的互动妙语连珠。但他也的确是写了25年，创作了90余部长中短篇作品的“老人”了。他的作品经常带来现象级的效果，这种效果不局限于文学界，还涉及影视、旅游、地方文创等方方面面，西安的冻柿子、水盆羊肉都能因他作品的破圈而卖断货。

这些年，马伯庸始终保持着高产的写作状态。

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描述了一天的时间表：6点半起床，简单运动、用完早餐，把儿子送上校车后，步行至离家不远的工作室。“玩一会儿，差不多到8点半左右开始写，中午步行回家吃饭，睡个午觉，下午走过来继续写，写到下午三点半，就停笔了，看看资料、看看书。到五点多，儿子的校车到站了，我就走了，把儿子接回家。”

马伯庸以旺盛的创作力支撑IP“宇宙”不断壮大 

马伯庸说对于创作，自己没有拖延症，也不感到疲惫。“自由，快乐，我想写什么写什么，保持一年写完一本新书（的节奏），很少有命题作文。写作是我的工作，但更是我的兴趣。”

这种兴趣给他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工作带来的收益。就拿现在热销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写完后从没想过出版，也没考虑过销量如何，“就是纯粹觉得这东西很好玩”，11天时间一气呵成写完这本七万多字的小说，写完后把全篇都放在网上，大家看到就好了，“纯粹是一种分享和表达的乐趣”。

以为他天然自律？他又说自己其实意志力薄弱。

“我会尽量避免去看短视频，因为有一次刷短视频，一刷就是半夜。我发现这东西很可怕，不知不觉你的时间全部就消耗掉了。我很担心自己陷进去出不来了，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意志力薄弱，所以不要给自己机会。”

但对于新鲜事物，马伯庸始终保有好奇心，当下大热的ChatGPT也引起了他的关注。“我相信AI有一天一定可以做到和人写得一样好，但肯定是不一样的作品，作家提供的每一个产品都独一无二，有了一个和人写得一样好的AI，对我来说是多了一个同行而不是竞争对手。”

每当下午接到儿子的那一刻，马伯庸的工作开关就会随之关闭。“把儿子接回家之后，我就什么（工作）都不碰了。否则时间长了，整个人会非常疲劳”。

一定会有才思枯竭的那一天

马伯庸脑洞极大，而且内容有趣，还先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等。

有趣的是，马伯庸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契机，竟是因为一场软盘乱码的意外。

1998年刚到上海读大学的马伯庸，第一次接触了网吧。学商科的他，从小痴迷于历史。“我身边喜欢历史的人不多，也没什么人可以聊，就想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当时上网很贵，一个小时20块钱。我省下一个礼拜的早饭钱，周末才能去趟网吧。”马伯庸回忆道，短短60分钟的上网时间非常宝贵，来不及看太多东西，他就会用一张软盘把想要的文字拷贝下来，再带回大学的机房慢慢看。

“软盘很容易坏，后来有一次，当我打开时，文件的后半截都变成了乱码。我很沮丧，因为要等好几天才能看到后续的内容。”面对乱码的屏幕，马伯庸试着按照自己的思路敲打键盘，没想到的是，那些刚才无法继续看到的内容，就这么“自动地接下去了”。

《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古董局中局》开启“马伯庸宇宙”的影视元年

“里面的人物，忽然就按照我的意思在动。是种掌控感，做‘人物’命运导演的感觉。”马伯庸欣喜道，后来去新西兰留学，“没什么可玩的，长夜漫漫，我就写东西打发时间。”

当年的论坛，在开启马伯庸写作之路的同时，也让他结交到了一批挚友。“我们以史会友，不掺杂任何社会关系、社会地位还有名气，我最好的朋友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马伯庸现在去很多城市时，都会找到当年的朋友见面聊聊天。

“其实当年还有一些跟我一起在写作的人，但是中间因为毕业、工作、结婚等等，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人放弃写作。”马伯庸沉吟片刻表示，直到现在还在坚持的，只有他一人。

25年很长，长到足够让一个孩子从稚嫩走向成熟，马伯庸却在这21.9万个小时中坚持写作。

马伯庸多个IP将被搬上大银幕、小荧屏

“一定会有才思枯竭的那一天，这是所有写作的人都无法避免的。”在马伯庸看来，才思枯竭并不可怕，关键是“写作能否继续让你高兴。只要还喜欢，是兴趣所在，就一定还会有想写的东西”。

“写作和别的工种不一样。就算再讨厌搬砖，你咬着牙搬，每天搬300、400块砖，你也是有收入的。但写作无法强迫，如果你写得特别难受，完全为利益驱使而写，坚持不下去。写作是非常诚实的状态，完全无法隐藏作者的好恶，只有喜欢才能走得远。”

以兴趣为原点，用勤奋驱动自己，最后回到兴趣，也许，这就是马伯庸保持高产高质量创作的秘诀。“只要想明白本质是兴趣，就不会因为名利的潮起潮落而茫然失落。”

“事务型”小说写尽基层办事员的辛酸无奈

汉武帝雄才大略，几十万汉军精骑出塞，世人只道汉武帝气吞万里如虎。但马伯庸会忍不住想，要支持那么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负责后勤的基层官吏会忙成什么样？一骑红尘妃子笑，负责运荔枝的那个“公务员”从岭南到长安要保证新鲜得付出多大努力？ 

微信读书上，逾104万人在读《长安的荔枝》

“如果以基层办事员的角度来审视史书上的每一件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忙活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掉一把。一将功成万骨枯，很多时候往往一事无成，也是万头皆秃。”马伯庸说。

马伯庸的小说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次第展开，让人手不释卷，但核心主角往往是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面对窘迫环境的一地鸡毛，他们的抗争、不甘与遗憾。

这种心境，难免让当下的普通打工人们惺惺相惜。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你要把一件事情做成，是很难的。我在公司打工10年，也有过这种亲身经历，老板经常会说，我们要把市场份额提高5%，这是老板决定的，但怎么才能提高5%？

中层经理说，我们要去做新产品还是旧产品？我们要不要打价格战？决定之后，具体执行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一线做事的人，你要去打价格战，你就要去测算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多少，它们铺了多少个门店，甚至我们要一个个门店去问，一个个工地去查，这就是具体做事的程度。”马伯庸说。

 《长安的荔枝》是豆瓣2022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TOP 3作品 

因此马伯庸将自己的小说定义成“事务型小说”，把主人翁要办成一件事的过程写得足够详细。“比如《长安的荔枝》，如果换一个作者来写，可能会花大量笔墨写这个人的人物关系，人物内心。甚至运荔枝只是一个背景，运橙子也可以，运西瓜也可以。但我会详细写他运荔枝的过程，他是怎么做实验的，怎样分析荔枝物流的分配方式。我相信细节中才能体现出生活真正的质感和沉重。”

除了无力感，马伯庸小说里的角色都有着一种特别执着的精神。这种轴劲儿，为了一个目标咬着牙也能把任务完成的执着，马伯庸自叹弗如。“接受现实的苦闷，再用自己微薄的力气，争取出一些空间，弄个明白，维护住自己内心一些理想主义的光芒。”

卷是卷不动的

写作可以是兴趣，但全职写作需要的是经济底气。

对于所有想要从事写作的年轻人的咨询，马伯庸的建议都是：“不要上来就全职，先找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所以刚刚你们问我为什么一直写，这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锚点。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有一个自信——今天的饭钱我能赚回来。”

有意思的是，父母是高级工程师的马伯庸，自己数学不好；马伯庸身为作家，他儿子的语文成绩却令人头疼。

老师请来马伯庸，提出为什么孩子语文不好的质疑。“一听这个问题，孩子压力大，我压力也大。后来我就给老师找了很多父子职业无法传承的例子，比如文豪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没走作家这条路，是从事无线电事业的。”马伯庸半开玩笑地聊以自慰，“父子兴趣不同是好事，专业相同，其实反而容易成为仇人”。

这种松弛感，也来源于他自己的成长环境。马伯庸说，在教育上父母给予了他极大的自由度。“他们不会因为我达不到什么成绩，或者说没有找到他们所预期的工作，而不停地唠叨。反而是鼓励我大胆去走，放心去做。”

马伯庸IP改编的《长安十二时辰》2019年热播后，至今仍在带动西安旅游热度

倒退二十多年，谁能想到马伯庸会走上作家这条路？他的父母规划不了，马伯庸自己也想不到。

在马伯庸看来，社会变化太快，任何人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以现在去操心孩子的专业，操心他的学习没有太大意义。我对孩子的希望是，他能有一个自己挖得很深的爱好。当他在社会上受到欺负或者遭到挫折郁闷的时候，比如他能回来玩乐高，废寝忘食地玩，玩起来把所有烦恼都抛在脑后。我希望他能有这样一个爱好。”

看看周遭“无聊的大人们”，下班回来沙发上一躺，百无聊赖地度过一天。有益的兴趣就是一种抵抗生活蹉跎的能力，但兴趣从入门到提升都需要花时间，无论是学会一门体育技能还是掌握一种乐器，练习过程无不枯燥。

马伯庸始终认为，“卷是卷不动的”。“我也让小孩学钢琴，但我专门跟老师说明了，孩子不考级。他有没有这方面天赋，学一年就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东西你能怎么卷？考到十级又怎样？他能练到长大后去参加Party，看到房间里摆着一架钢琴，徐徐走过去弹上一曲，就足够了。”

记者 |  杜蔚 丁舟洋  实习生 许萌   编辑 | 张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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